1874年，一场与其说是早有预谋的事件，不如说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生活习惯的不满的集体爆发。在中国人看来，那是外国人对于中国领土早有预谋的一次侵犯。

冲突的诱因是与法租界毗邻的四明公所。创建于1797年的四明公所是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及公坟，位于上海县城外西北侧紧邻护城河处。旅沪的宁波人死后大多停棺公所，再择机运回家乡安葬。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所内浮棺厝厝，每到夏季，臭腐蒸发，长久以往，无疑是传播疾病的巢穴。这让住在旁边的法国人头疼不已。

当时的法国公使曾不止一次向上海道台抱怨:以大都市之上海而论，在距黄浦滩一里之内，即可嗅得腐败尸体之恶味……

而那时上海道台的态度却暧昧不清。一方面，宁波商人是上海势力最大的商帮，在当地政界举足轻重；而另一方面，“以商制夷”的外交策略，也让那些政府官员甘愿退居二线。

于是，在屡屡抗议无效之后，法国人决定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四明公所早在1862年就被划入法租界内，法国人打算采取以城市化的进程来扫除眼前中国人的陋习。

事实上，欧洲人来到上海以后，也是这个城市近代化运动的开始。外国人在上海老城厢的旁边建立起了一座“近代化的新城”。1860年以后，这座由外国人控制的城区在继续扩大它的规模，并将西方的观念、制度以及制造业引入中国。起先中国人对于这种现代化的进程，还乐意接受。但这一次，事情却因涉及了中国人极为看重的身后事而起了变化。宁波人的同乡会自然反对筑路计划，这里放着旅沪打拼的宁波人尸骨，随意搬迁就是对祖宗的不孝，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向法租界公董局（即法租界工部局）提议，将道路稍为向北迁移，并且愿意承担筑路费用。但法国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修路，而是要克服可怕的习惯，和习惯背后的致命疾病。

5月3日下午，300多名宁波人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的住宅，后者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人。这时，事态扩大到华洋冲突的边缘。宁波人包围了公董局，焚毁了法国人房屋40多间，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打死华人数名，伤20多人。

法国领事和上海道台都不愿意引起更大的麻烦，于是最终法国人做出了让步，放弃了这项筑路计划，但四明公所内的阴影始终缠绕在他们心头。

又过了24年，法租界的发展突飞猛进，四明公所已经成了都市里的坟场，令人侧目。不发生疫情的时候，一切都好办，到了传染病爆发的当口，这里就注定又成为冲突的焦点。

1898年，上海发生了鼠疫，死人无数。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冲突。这一回，法国人率先打算与宁波人谈判。法国人找来了宁波人虞洽卿，后者当时是洋行的买办，精通英语，很会办事。法国人提出愿意以高价收购四明公所的土地，他们希望虞能够从中沟通、斡旋。法国领事白藻泰是个精力不佳的老朽，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宁波小伙子最终把给他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