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笔者根据需要创立了广义节能理论。广义节能是包括直接节能和间接节能、技术节能和经济节能在内的全面节能，广义节能对象除了能源本身以外，还包括所有花费能源代价得来的物力(原材料)、财力(资金)、人力、自然力、运力、时力等各种能源载体。广义节能目标是提高综合能源效率。综合能源效率是衡量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状况最重要的指标。据1982年首次测算，1978年中国综合能源效率(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之倒数)只有364美元/吨标煤，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比印度还低，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综合能源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或者说，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中国综合能源效率与外国的差距，比狭义能源效率更大，广义节能潜力也就更大。

1995年，我国提前五年实现了“一番保两番”的目标。同1980年相比，1995年广义节能量达到127000万吨标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传统狭义节能)节能量占23.9%，即直接节能贡献只占1/5多；而间接节能贡献大约占4/5，其中: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节能量占15.7%；提高人力利用效率和减少人口增长节能量占21.6%；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节能占9.5%；提高运力利用效率节能量占3.1%；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规模、提高质量节能大约占5.1%，降低物耗成本和调整经济结构节能约占21%。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只重视传统的直接节能，只搞狭义节能，就不可能实现“一番保两番”的奋斗目标，因为直接节能的潜力和作用有限，相反，间接节能的潜力和作用很大，比直接节能要大三倍多，所以重视间接节能是搞好广义节能的关键。

二是大力强调“广泛开源”的能源供应方针。20世纪“经济翻两番”时期，中央大力强调“广泛开源”的能源生产供应方针，是完成能源产量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当时中央决定建设山西能源基地，提倡煤炭工业要发挥中央、地方和乡镇煤矿三个积极性，要大、中、小煤矿并举，要先进、中间和传统适用技术并用。要大力发展石油工业，大力发展水电，适度发展核电，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广泛开源”能源生产供应方针的重要内容。总之，各种各样能源、各个地区能源、各种规模生产能源、各种技术生产能源、各种所有制生产能源都要大力合理地发展。当时对“广泛开源”这个方针曾有不同看法，有过反复。但是，实践证明中央采取这个“广泛开源”的能源生产供应方针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中央不坚决采取这个方针，就不能确保“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更不可能提前五年实现。这里要特别指出，山西能源基地为保证上世纪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山西为主的能源基地在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奋斗目标中，仍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特别要大力发展各种各样人造石油和石油替代品工业，大力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核电，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并且，要谨慎、合理地利用外国的能源资源。

三是大力强调“能源价格合理化”的能源价格方针。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时期，能源价格由国家统一确定，既不反映供求关系，也不反映价值规律。这种价格不合理现象既造成能源生产者没有生产积极性，对能源生产起不到促进作用，又导致能源消费者没有节约能源的积极性，造成能源浪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加入WTO，能源价格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考虑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因素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能源价格合理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既对能源生产者有利，又对能源消费者有利，并对能源浪费起到遏制作用。应该看到，能源价格合理化对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目标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四是大力强调“能源结构合理化”的能源结构方针。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一些人主张改变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要和发达国家一样改变成为以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这样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笔者认为，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好选择，是采取广义节能方针，同时加大力度开发利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客观规律。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能源结构优化的标准，并不是油气比重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要适度。能源结构适度就是指符合本国国情的、可行的、经济合理的能源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不能只要求增加油气比重，减少油气比重也是“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比重更是“优化能源结构”。

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新世纪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奋斗目标，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又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国际形势变化复杂，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内形势越来越好。根据近5年来中国经济和能源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在新世纪实现新的“经济翻两番”任务能够提前完成。按照“经济翻两番”要求，GDP每年平均只需增长7.18%，而2001-2005年，实际GDP年均增长达到9.5%，如果今后继续按此速度发展，就可以提前4-5年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目标。

但是，近5年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十五”时期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1.3%。这是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5个五年计划中，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时期，也是建国后除了“一五”和“二五”以外，在10个五年计划中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时期。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5.3%和16.1%，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两个年份。如此之高的能源消费，造成了能源生产和运输供应异常紧张，石油进口大量增加，石油安全受到威胁，环境保护也受到严峻挑战。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但不能提前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目标，相反可能会出现经济下滑，影响“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但是，根据笔者研究，“十五”时期能源消费出现超高增长的现象，与“九五”时期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的现象有密切关系。从科学分析看，如果上个时期是负增长，下个时期就会出现高增长，这属于带有恢复性质的高增长现象。为此，笔者专门考察了跨世纪10年(包括“九五”和“十五”)的情况，发现这10年里能源消费是中增长，经济发展是高增长，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属于“较好”。实事求是地说，“九五”时期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现象可能包含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能源消费统计不准确等。因此，笔者认为，“十五”时期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出现一些异常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今后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形势将十分严峻。中国石油需求越来越旺，净进口石油数量越来越多，石油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整个能源的安全；但是中国经济不能低速发展，尤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地区需要加快发展。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任务很艰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今后的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