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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副院长谈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观动机是好的

2013年10月07日 11:49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李捷

核心提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从他的主观动机来说,是围绕着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课题进行的一个尝试。他从一个正确命题出发,其主观动机是好的,但其指导思想、理论及其实践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导致了全局性的严重失误,后果是灾难性的。这出乎毛泽东本人的意料,而且他主观上还是想避免在探索中发生全局性的、大的错误。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作者:李捷(作者系社科院副院长)  原题为: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的中国

*此文为作者2003年3月25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八次国史讲座所做的学术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发表前作者做了修改。

研究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关系,首先应关注毛泽东在建国后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从他所处的环境出发,研究其探索建设道路的思想脉络。概括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主要抓了三件大事,即:抓建设,使中国赢得大国地位,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出现了偏差,对国内政治状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对党内意见分歧的定性处理上出现了错误。

今天我想谈的问题,第一个是毛泽东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第二个是建国后毛泽东思考的三大问题;第三是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因素的一些思考。

一、毛泽东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要紧,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要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或者说舞台。如果脱离了这个活动空间,就很难把握一个人的思想脉络,也很难作评价、下判断,即使下了判断也很可能是片面的。

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的说法很多。特别是建国以后,可以说基本上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有分歧。为什么这些问题这样评价才科学,那样评价不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是否联系了他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抛开这个东西来做文章,会不得要领。

首先谈一下毛泽东所处的国际环境。时间是建国后,即从1949到1976年。在这个时间段里,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人类在经过了两次

世界大战之后,从1945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即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环境。毛泽东创建新中国、巩固政权、为现代化而奋斗这样的历史过程,都离不开这个大的历史环境,即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国对峙的深刻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战后形成一种能有效地制约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机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最后形成了两个局面:一个是成立了联合国;另一个是划定了两个势力范围。这两者核心的东西还是大国主宰世界。在此过程中,美苏两国都是以小国弱国(包括中国)的利益作为筹码,最后形成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

随着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随着两大阵营斗争的加剧,逐渐演变成冷战的格局。与此相关,整个世界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事实证明,大国不可能主宰世界,也没有权利来摆布整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些事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苏两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促使毛泽东形成了反抗的情绪。同时,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毛泽东又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此外,当时的世界格局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即战后兴起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都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成为一种方向。当时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是未来世界谋求和平、公正的根本出路。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正走背运。50年代它们面临着国内工人罢工,60年代则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两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头疼不已,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调整时期。此时的政策调整对它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不调整就过不去,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调整也解决不了。另外,美国国内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反战情绪,这种反战情绪从战后一直存在,到越南战争时发展到了最高潮。

 

总括这些情况不难看出,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要求革命,要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向往社会主义的激进情绪,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这个情况一直到了70年代才开始改变。到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在阶级矛盾方面的政策调整,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科技革命也极大地增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另外,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西方国家开始调整对外扩张政策,从比较原始的殖民掠夺上升为一种金融的投资。随着许多跨国公司的出现和资本的输出,它们的对外扩张变得比较“文明”一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后也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国内问题。在此情况下,整个世界的阶级矛盾和要求革命的呼声逐渐开始回落,这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日趋务实和保守。毛泽东的追求,恰恰是处在五六十年代这样一个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

再看毛泽东所处的国内环境。当时出现的情况是,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新旧转型的亢奋状态中。几千年来,人们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的压制下。一百多年来,中国又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在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大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下。如今,中国摆脱了一百年的帝国主义压迫站起来了,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整个社会展现的是一个廉洁勤奋的形象。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一个仁义的政府,一个为老百姓谋利益、办实事的政府,看到了一个以老百姓为主体、工人阶级性质鲜明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人们看到了自己的领袖,真正的人民的领袖,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这些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希望。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随着社会的新旧交替,新旧思想也处在交替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制度变革的进行,还悄悄地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的变革,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运动。其实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并不仅仅限于知识分子,也包括广大的老百姓。广大的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整个中国社会思维方式乃至话语体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随着新中国的创立,整个中国不但改变了面貌,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这一套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执政那天起,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是巨大的。这种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通过成功地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了跟这个方面相反的情况,即中国贫穷落后,用毛泽东的话讲,叫做一穷二白。这与巨大的社会进步相比,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但是,大家都相信中国有希望、有能力,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当时的人们有一种急切的心情,急于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落后的状态。而且他们深信新中国有这个能力。后来出现的“大跃进”,如果仅仅是领导人的想法,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话,这些东西人为地搞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也长久不了。“大跃进”期间那么多的人挑灯夜战,不计报酬,不要加班费,拼死拼活地干,就是急于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一个梦想,大家都希望使这个梦想成真。

另外,中国虽然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历史的惯性,特别是封建专制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愚昧、落后的惯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一下子被消灭。这个影响也是长期的。

总之,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这个激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革命的激情,一个是建设的激情。革命的激情,就是除旧布新,要把过去的旧习惯、旧思想、旧风俗通通破除掉,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社会。建设的激情,就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打一个翻身仗。当时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光有政治上的独立,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这个独立是不彻底的。此话深入人心。

二、建国后毛泽东思考的三大问题

概括起来讲,毛泽东建国以后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抓建设。有的人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光搞运动了,没搞建设,这是不对的。建国后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设,他抓的是根本道路、根本方法问题,具体工作则由别人去做。这个道路就是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有过很多,可以说是一直贯穿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一条主线。

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方面,毛泽东是第一人,标志就是《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毛泽东的探索从1955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是从农业开始的。就是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在当时找一些省委书记来谈,中心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提出要制订12年的农业发展规划。

 

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围绕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当时还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等,其他各行业也在探索怎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源头正在于此。邓小平也是这次探索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次探索是中央领导集体的行为,也是国家的行为。虽然如此,但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人,这一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几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形成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第二,初步形成了经济建设的纲领。包括重视农业的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等等,还提出了既要反对急躁冒进、又要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第三,形成了政治建设的一些基本纲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第四,形成了文化建设的方针即“双百方针”,提倡在科学上百家争鸣,在文化上百花齐放。这些成果的升华和总结,就是中共八大路线。

接下去的一个阶段就是提出了“正处”学说,这实际上是前一阶段探索的深入。1956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波澜,那就是“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罢工、罢课等事件。这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这与人们想像的进入社会主义后的现象完全不一样。在此情形下,很多领导干部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抓闹事的坏人,把它作为敌对斗争的问题来处理。这些现象也引发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思考。毛泽东仔细思考后认为:这些东西恰恰证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逐渐退居第二位了,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了。在当时,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比较哪个为主?毛泽东认为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思索包括很重要的两点:一方面,他认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关于落后与先进问题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这就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现在我们每天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办法解决,而不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方法,正是在这样两方面的思索下,产生了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又一个辉煌的闪光点,其思考由来已久,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建设方面的又一探索是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不成功的探索,关键是违背了经济规律。在“大跃进”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意识到他有可能会犯大的错误,但在主观上对此又缺少必要的准备,缺少足够的认识。这种矛盾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年,而且越来越突出,到了他自己都很难摆脱的地步。

“大跃进”的发动应该联系到当时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大跃进”发动前夕,在莫斯科会议上缓和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矛盾,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情况,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比较团结的局面。同时,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的卫星发射失败,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里人气兴旺的景象交相辉映。在此情形下,毛泽东才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他内心深处有一种紧迫感,就是要抓住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形势,把中国自己的实力搞上去。此外,在“大跃进”之前,他也调查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他就曾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了解西方的经济、科技发展状况。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有可能赶超英国。他也是经过研究论证的,并非毫无根据,只是谁也没有意料到“大跃进”会是那样一个结果。

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时期一系列错误过程中的反思及其吸取的沉痛教训,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调整时期的指导思想上。在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提出了以下思想:第一,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毛泽东曾经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按照客观规律来办事。第二,计划一定要久远,一定要留有余地。第三,做好综合平衡工作,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第四,要少而精,集中经济力量把局面打开。第五,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些应当说也是一次重要的探索。

总的说来,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毛泽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当然,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行为,而是全党的行为。他还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成积极因素,为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指导思想。第二,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第三,初步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们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

毛泽东考虑的第二件大事是如何使中国赢得大国地位。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首先就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有三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影响。通过这场战争,美国认识到:解决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中国人历来是说话算数的。所以才有1954年日内瓦会议邀请中国出席,才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始终不敢对越南北方直接出兵。第二,对苏联的影响。苏联老大哥过去一直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对中国共产党人半信半疑。这场战争让苏联人认识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从此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波匈事件发生时,苏联就想到要中国给它解围。第三,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影响。毛泽东早就讲: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藐视它们,战术上重视它们。但在当时大多数人的眼里,美国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理论的正确性。此后亚非拉美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纷纷到中国来取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深入人心。

其次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中苏关系破裂虽然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使中国摆脱了很多束缚,中国的外交从此活跃起来。先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对亚非国家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着又与法国建交,这是对西方国家外交取得的突破性进展。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打破常规,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到中国来谋求关系正常化。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再次是原子弹的爆炸。毛泽东说:原子弹我们一定要搞,再穷也要搞。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打仗时真正解决问题不能靠它,但是吓唬人的东西我们也要有。事实证明,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在美苏两极格局中谋求大国地位的一个有力资本。此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推动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大国地位的形成。

毛泽东对中国赢得大国地位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上的贡献。他清醒地分析了在美苏两极格局下的整个世界局势,认为世界局势的实质性问题是中间地带问题,先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70年代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是中间地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又高举了反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以及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三面旗帜。这三面旗帜至今仍是我国外交的基石。第二,在实践上,毛泽东使中国突破了美苏两极格局,顺应并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使中国赢得了独立的大国地位。第三,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他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有三个关键的方面,一是独立自主,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反霸和不称霸。

第三件大事就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不容回避。关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它。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始终在考虑这个战略性问题。对此他形成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是1956年的“两论”,即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集体思考的结晶。“两论”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情况,尤其是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即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次探索有两大成果:一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二是要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八大集中体现了这些成果,并写入了党章。“两论”是毛泽东等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的第一次总结。

接下来就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正处”学说既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指导方针,又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基本理论基石,实际上是“两论”探索的进一步延续。“两论”中的“再论”已经指出,在国际范围内怎样区分是与非、怎样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正处”学说则把“两论”应用到国内,是前面探索的继续。此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导致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在当时并没有认识,更没有很好地总结教训。

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62年夏天以后重提阶级斗争。当时毛泽东并没有马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1963年“后十条”概括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失误。第一,他把很多党内的意见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当时在西楼会议上,人们对形势的估计是严峻的。这带来一个积极的效果,就是措施比较到位。应该说,没有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就没有后来国民经济的很快好转。但是,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有过头的地方,如估计农业的恢复要5~8年,而且是在包产到户的前提下,若不搞包产到户,起码要8年。毛泽东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认为这些同志没有把“六十条”在农村贯彻以后发挥的政策威力估计进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估计有正确的一面。他估计到了“六十条”在农村产生的巨大威力,估计到了人的积极性。

 

但是,把刘少奇等人的意见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党内的表现,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他犯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毛泽东在提出“正处”学说时强调要把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但到了1962年,他却把这部分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中划出来,实际上把它看做敌我矛盾的一个特殊形态。

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提出:矛盾有两类,一是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虽然接近,但是要有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阶层,这个争夺战还没有完,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这里虽然还在讲区别,讲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但侧重点已经在向敌我矛盾靠拢。后来他对这个论述又有进一步的延伸,最后概括为十中全会公报里关于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这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导致了他后来把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扩大化。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在当时国际上开展反修斗争、中苏论战,国内强调防修的背景下开展的。“四清”运动的初衷确实是针对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想找出一条反修防修的途径,但从1964年开始就逐渐演变成一个悲剧。这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注意力已经从基层转到上层。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得出结论,认为下面犯事,上面肯定有根。所以他提出要追根,搞工作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与刘少奇一致。两人意见发生分歧是在1964年八九月间。

到了这年年底,在讨论“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当时运动中出现问题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对运动的指导。这些批评都是他思想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看到了“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如对当地干部、群众的不信任,搞得空气非常紧张等。他纠正了这方面的一些错误。但是他却把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这些人是下面那些“四不清”干部的保护伞。所以他提出,不能只抓住枝节而掩盖了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是要酝酿更大的政治运动。这样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总的来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命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从一个正确的命题开始,提出了许多像防止和平演变那样重要的、富有远见的、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但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错误的集中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

三、导致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一些因素

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从他的主观动机来说,是围绕着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课题进行的一个尝试。他从一个正确命题出发,其主观动机是好的,但其指导思想、理论及其实践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导致了全局性的严重失误,后果是灾难性的。这出乎毛泽东本人的意料,而且他主观上还是想避免在探索中发生全局性的、大的错误。因此毛泽东晚年的心态是很矛盾的。这种深刻的矛盾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和理论相背离,二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不统一。

导致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的理解有两个重要的误区:一是在所有制方面,照搬苏联,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惟一基础;二是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使他在观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现象时,不能不带着理论框框,不可能完全做到实事求是。这种情况和他建国前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很大不同。第二个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中苏关系的交恶,与赫鲁晓夫的矛盾以及中苏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等,对毛泽东如何巩固政权的思考产生了三个重要影响:第一,把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第二,提出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第三,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此外,还有对国内政治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观察以及对党内政治状况、特别是意见分歧的错误观察和定性处理。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总的说来,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是在探索过程中犯的,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对我们也有一个重要启示,即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要有两手: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二是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能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同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破除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传统观念,但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丢。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两个根本点:其一,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长期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二,我们要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努力造就一批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接班人,要保证后继有人。二者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毛泽东 社会主义 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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