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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追求中的政治公开问题

2012年07月11日 12:28
来源:理论与改革 作者:郭伟 裴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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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公开:扫除秘密政治的迷雾

公开不仅是民主政治的一般要求,而且是民主政治的深度要求,是一种深度民主。美国学者卡尔·科恩在其有影响的著作《论民主》中区分和论述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他说“: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则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决定的。”科恩认为,一种民主必须先有一定的广度,才能评价其深度。取得了合理的广度以后,就要看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有效。科恩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在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可见,公开既是深度民主的表现,又是深度民主的条件。而且,民主的深度即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深度是没有限度的,民主的深度是发展民主的重要目标。民主的深度问题,决定着民主的性质,我们不能认为,一种没有公民充分有效参与的民主能够算得上民主,而没有公开,就没有充分有效地参与。

近代以后,公开的首要途径是报刊,后来又有了电台、电视、网络等等。在报刊是主要新闻媒介的年代,托马斯·杰斐逊认为,让人民通过公开报刊的渠道获知自己事务的全部信息,是防止民治政府崩溃的基本途径,他说:“如果要我在无报纸的政府和无政府的报纸之间作一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是因为,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自治,而人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让人民掌握信息。无数事例证明,公共权力的异化常常是从不让人民了解真相开始的,科恩写道:“当公共机构的报告难以取得时,当政府机构的会议不准公众列席时;当一切行政决定都是在秘密会议上作出公众不得与闻而且当这样做并不公开说明理由时,结果就必然会妨碍公众的参与。这样一来,不仅民主的范围明显受到限制,在其余的范围内,深度也相应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密是民主政治的敌人,但为了安全,我们又不能完全放弃保密。无论如何,保密只是一种例外而不能作为准则,保密不能让民主受到威胁,这是民主的性质和深度决定的。

二、政治公开是维护和保障人的权利的现实需要

追根溯源,民主缘自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时代民主政体的典型形式是雅典民主。雅典民主的基本特点是:所有公民都是统治者;公民集体掌握最高权力;法律至上。雅典民主给了人类一些流传至今的关于民主的宝贵理念,但是,雅典民主也有致命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学者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把雅典这个“民主圣地”视为“恐惧之国”。他认为,雅典“社会不允许给独立性留出余地,也不允许个人得到保护,它完全吞没了个人。”因此,雅典在创造令人崇敬的民主的同时,也制造了令人生畏的“民主暴政”。民主暴政即肆意侵犯人的权利的例子首先是“陶片放逐法”。雅典民主发展过程中,曾实行“陶片放逐法”。在按照一定程序举行的公民大会上,凡公民认为某人的行为有损公民利益,可将此人姓名写在陶片上,如多数通过,被认为有罪的人就被放逐十年。这种方法很快成为内部斗争的工具,致使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人遭到此法的惩处,损害了民主的声望。民主暴政最为典型的例子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因在教授学生中有对于民主制度的不满言论,被陪审法庭判处死刑,他的学生买通司狱让他逃跑,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苏格拉底之死一方面证明了雅典民主的多数决定原则的权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雅典民主对于保护少数的缺失。保护少数保护什么?就是要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苏格拉底对于雅典民主的攻击属于人的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民主的暴政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包括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人类对于民主暴政的挥之不去的恐惧和隐痛。

人的基本权利成为民主政治的要义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或者可以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人的基本权利而起,并以人的基本权利开始得到确立而结束的。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称为第一次人权运动。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与王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862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889年的《权利法案》极大地限制了王权。它们规定:国王未经国会许可不得征税,不得私养军队,不得破坏国家的法律,不得干预国会的自由等等。限制王权实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权利的争取。到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人的权利成为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和高扬的旗帜。《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马克思称《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其中关于人权的基本内容后来在1791年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被载入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索性直接以人权作旗帜,《人权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人权宣言》在1791年以“序言”的形式被载入法国宪法。所以,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独立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开启了权利的时代。美国学者L。亨金在其著作《权利的时代》中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948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基本上得到了代表所有社会的所有政府的批准。人权几乎在当今世界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奉为神圣———这些国家有的很古老,有的很年轻;有的信仰宗教,有的则完全世俗化并且主张无神论;有西方国家,也有东方国家;有民主国家,也有专制国家与集权国家;有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介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民主政治 政治公开 改革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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