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突出毛泽东的原因
2010年12月10日 09:47 党史博采 】 【打印共有评论0

刘少奇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军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第336-337页)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载入党章。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至此,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承认,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最终取得胜利,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伟大的历史领袖来自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呼唤毛泽东,中国革命给予毛泽东充分展示才华的广阔天地,中国革命造就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因此,此时的《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

《历史决议》之所以突出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当时国内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集团,仍然坚持一党专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日本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的胜利的最后希望完全寄托于英美苏等国际力量,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于是,他们先后于1939年底和1940年初、1940年底到1941年初制造了两次反共高潮,又准备在1943年上半年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共产党的民族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侮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其他反共反人民的书籍和刊物,大肆镇压和扼杀进步文化。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时机,大肆散布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同时,蒋介石调动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准备围攻陕甘宁边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进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陕甘宁边区举行了3万人的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浪潮在还没有发展为大规模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就被制止。

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但这种残酷的国内斗争形势也对中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有一个自己毫无争议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658页)这样,整风运动后期,突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像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的长篇发言:“《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和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挂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子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672页)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外部影响,也是《历史决议》突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起来的。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议第一天,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由其是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到: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515页)王稼祥传达的这些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要,不但肯定了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而且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破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夺取领导权的企图,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1943年5月,共产国际依据当时的形势自行解散。这一条件进一步为中共独立自主的解决党内问题,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当翻译师哲将国际解散的来电送给毛泽东时,他兴奋的说:“他们做的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从此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放开手脚,对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总结,批判历次左右倾错误,树立自己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和形象。另外,苏共的《联共(布)党史》对中共的《历史决议》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8年,《联共(布)党史》出版两个月后,在延安日报上开始出现对他的介绍。1941年,为加大宣传而发行到十万余策,中共中央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对国际共运的总结”。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联共(布)党史》通篇充斥着歌颂列宁、斯大林的语句,并强调了历次路线斗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总结,也多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这些不能不对中共的《历史决议》产生严重影响。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突出,当然也离不开毛泽东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

整风运动自始至终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作为主要内容。到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这样,以王明为首的留苏人员被当成教条主义者加以批判,以周恩来和彭德怀为首的根据地领导人被当作经验主义者加以批判。“绝大部分的干部和平普通党员,那时都贴上了‘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标签。”(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而毛泽东被当作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则被当作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都得到了明显的突出。

《历史决议》是以毛泽东草稿为基础写的,又经过了他本人的多次修改才最终确定。“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修改,从目前查到的资料看,他至少参加修改了7次。”(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进行了几次修改。这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决议》之所以如此突出毛泽东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既是党的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现实斗争的需要,还受到了共产国际外部条件的影响。这个《历史决议》彻底清算了党的历史,树立起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个决议严重突出夸大了个人作用,也为建国以后的个人崇拜和长期左倾错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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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国珍 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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