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鸦片战争时中国仍是东方文明的先进国家
2010年06月30日 11:23 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新京报:说到鸦片战争之败,很多人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你怎么看这一点?

朱维铮(来源:CFP)

本文摘自《新京报》2010年6月29日C12版,采写记者:张弘

鸦片战争,按照历史课本的描述,和这场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意象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是一个古老帝国沦陷的开始,更是中国近代史的被动开端。而在另一种历史叙事当中,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当然,在更大众的认识当中,近代史或现代化都是过于遥远的话题,鸦片战争之所以被记忆,是因为香港的割让,因为租界的诞生,更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圆明园国耻。

今年是鸦片战争170周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火烧圆明园150周年。站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回望,因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国耻家恨,似乎都已经成了往事,在西方关于“中美国”和“中国征服世界”之类的想像当中我们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一极。

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年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几经反复,几经坎坷。因此在170年后回望鸦片战争,也就别有意义:170年来,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又错失了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报《书评周刊》上周刊出专题“重读鸦片战争”,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本周,我们将继续刊发朱维铮、钟叔河、陈方正等学者从各个不同领域出发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思。

朱维铮,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朱维铮教授熟稔史料,治学基础坚实,视野闳阔。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史学史,以及近现代史方面均具有深入研究,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著作。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当时是东方文明的先进国家

新京报:关于鸦片战争,习惯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朱维铮:其实中国国门从来没有封闭过。不过就是到了乾隆的时候,把南方的其他几个口岸给封锁掉了,只开广州一个口岸。什么时候关掉过,不过就是开的门缝太小就是了。

新京报:门缝太小,所以不大能满足英国人的需求?

朱维铮:不只是英国人,当时在广州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人。那时候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体,GDP主要来自农业和手工业,尽管非常高,可是从中国本身讲起来,它还没有融入到世界的这个体系中间去。后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就变成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你想关门也关不了了。

新京报:说到鸦片战争之败,很多人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你怎么看这一点?

朱维铮:这不符合事实。从经济方面来看,鸦片战争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从体制上来看,欧洲刚刚改制不久,他们也未必显得很强,中国为什么失败,恐怕不能够单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教科书只讲欧洲那时候如何先进,而不讲中国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停滞下来,像这种问题我想恐怕都得探讨一下。我对于近代中国的看法,不赞成从鸦片战争考察起,我赞成从明清,也就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一段考察。

新京报:我看到你有一个观点,说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的政治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比较停滞的状况。

朱维铮:对,它的体制腐败是一回事,经济发展又是一回事。当时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穷,我是不赞成唯GDP主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拿GDP来衡量。那么经济合作组织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里面肯定,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超过了西欧,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十二国的总和。所以说中国落后,要具体分析。

我们可能打赢鸦片战争?历史研究不接受假设

新京报:现在的学者在论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很矛盾。有人分析,即使清朝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也打不赢,另一方面谈到具体战争过程的时候,又说到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朱维铮:我想历史不能够放在假设上头,因为中国失败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问题不是打赢不打赢,问题是要分析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面不落后,文明程度也不见得落后,却为什么输了,我想这个问题倒是需要我们研究近代或者是研究清史仔细考察的。历史问题不能够建设在假设的基础上,你只能够讲事实。比如说是谁最先睁眼看世界,我非常讨厌这个命题,因为在以前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人算不算睁眼看世界的人?包括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把传教士弄到宫廷里面去学数学,在学数学的时候,也跟他们谈论世界状况,并且他跟俄国谈判的时候,就派传教士跟着去,他是不是闭着眼睛看世界呢?这些人搞所谓近代的,1840年划一条线,然后1840年以前他就不管了,只管1840年以后,像这种研究方法我非常不赞成。

新京报:另外我觉得鸦片战争里面潜在的一个因素,有一点就是中国的礼法,儒家那一套东西,很大程度上成为阻隔中国对外交往的严重障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铮:这个看法过去已经有人提了,美国费正清学派一位女士芮玛丽写了一本《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归根到底没有抛弃传统的儒家。这本书翻译过来了以后,很多人只注意同治有过一个中兴,没有注意这本书的结论,它说所谓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本跟世界的趋势背道而驰。

另外费正清讲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从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里面,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新京报:这个说法很严厉。

朱维铮:对,他说康熙给官吏的薪水低,你可以贪污,政府可以不太计较,后来雍正觉得不对,既然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把它体制化呢,所以他规定了养廉制度,就是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火耗。当时因为把铜钱变成银子,银子要火耗,由各个省来规定火耗,然后从总督巡抚开始,一直到底下的县太爷,大家按照等级来瓜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我们现在做清史的人,对待这些问题好像有意忽视或者是见怪不怪。清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学支配的社会,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问题。

朱维铮:这不符合事实。从经济方面来看,鸦片战争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从体制上来看,欧洲刚刚改制不久,他们也未必显得很强,中国为什么失败,恐怕不能够单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教科书只讲欧洲那时候如何先进,而不讲中国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停滞下来,像这种问题我想恐怕都得探讨一下。我对于近代中国的看法,不赞成从鸦片战争考察起,我赞成从明清,也就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一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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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弘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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