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就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五四的精神对立起来。或者反过来，一讲五四精神就一定不要传统文化，那样也是错的。”在上周五盛大文学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讲座上，著名作家王蒙对目前的“国学热”谈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今年9月暑期开学时有小学生穿上古代服装念《三字经》举行开学典礼一事，王蒙用他的幽默表示了自己的异议。他说，“我有一点糊涂，中国出什么事儿了？大清复辟了？”

“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猛烈的批评。九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国家又确实面临着一个挖掘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社会热点问题，让人感叹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王蒙说，“我想这里头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是历史的一种选择。五四时期，中国正在迎接一场风暴，迎接一场大的变动。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简单，它的特质在于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乃至和谐，而不是在推动社会的大的变革。所以对于五四时期的那些呼唤革命，呼唤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惰性的因素，甚至是反动的因素。所以不管是胡适还是鲁迅、陈独秀，也不管是吴稚晖还是李大钊，他们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因为当时令国人感到悲痛的是，从传统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现代化，通向富国强兵，发展科学技术的契机。”

王蒙认为，“正是经过五四的洗礼，我们已经吸收、接受了大量的民主、科学、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观念与思想。在接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有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着不是一个风暴接着一个风暴，一个颠覆接着一个颠覆，一场大的斗争接着一场大的斗争，而是更倾向于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生产、发展文化的这样一个时候。”

“国学”在辞海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国家办的学，一个是中国的固有文化。王蒙恰恰把“固有文化”这一说法作为自己质疑的靶子。“什么叫固有的文化？文化能固有吗？文化都是在不断的接触、开创、交流、碰撞、消化、融汇之中得到的”。“文化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零和’模式。不是说吸收这个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个文化。”王蒙说，“我也不接受那种说法，说我们现在要弘扬中国民族的节庆，因为现在西方的节庆已经侵入得太多了，又是情人节，又是圣诞节。不一定要对立起来。如果说情人节、圣诞节是舶来品的话，那么‘五一’、‘三八’、‘六一’也是舶来品，为什么要对立起来？”他举例说，现在一般意义上讲“国学”都是讲先秦诸子，而研究《红楼梦》，研究唐诗的人并没有被人称作国学家。“冯至先生是研究杜甫的，写了《杜甫传》，从来没有人当他是国学家。如果说年纪大了就会有国学家的资本，王蒙笑说，“我也快成国学家了，因为我还讲老子呢。”

在讲座中，一位正在参加时下“网络文学大展”评选的学生向王蒙提问，“王蒙先生第一部作品是19岁写出来的，按照这样来算的话也是青春文学。青春文学每代都有，可在我们这一代成了一个事。我想听听王蒙先生的意见。”王蒙回答:“我觉得这跟媒体的炒作有关。低龄写作，现在不是19岁的问题，最低龄的6岁也出诗集了，当然这是特例。但是我不赞成不同派别的人互相攻击。青年人肯定有青年人的锐气，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我特别喜欢老舍在《茶馆》里面的一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没牙。这个牙你怎么解释都行。‘80后’浑身都长着牙，想咬一口就能咬一口，而且能咬得起来，但是花生仁少了一点——就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吃过的盐，经历的挫折少一些。老年人是花生仁越来越多了，但牙已经不行了。”王蒙明确表示，他不希望形成一个气氛，把作家与写作按年龄来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