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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文化转型

2011年12月22日 03: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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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苏联改革时期形成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直接导源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通过“公开性”,从构建公共讨论空间着手,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直至允许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团网络、政党的出现等,在个人、社会与国家间建构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反体制的公共领域,它一方面解构了苏联政治制度赖以存续的政治文化基本成分,另一方面,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浮现出来,进而引发了苏联政治文化的根本性转型,苏共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鹏  原题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苏联政治文化转型

一、公开性与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特征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是透过非直接隶属于国家的媒体或政治中立的媒体进行分散讨论的空间。在这个领域中,整个社会通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进行辩论,产生社会舆论,进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沟通,公众自由地集会、结社,实施集体行为。苏联改革时期形成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直接导源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通过“公开性”,从构建公共讨论空间着手,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直至允许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团网络、政党的出现等,在个人、社会与国家间建构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反体制的公共领域。

1·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强调新闻舆论批评无禁区。1986年4月8日,在会见陶里亚蒂市劳动者时,戈尔巴乔夫说,“对我们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一时的运动,更不是为了好玩。一切妨碍前进和妨碍加速发展的现象都应该遭到批评。”[1]到了1987年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受批评和监督的某种‘禁区’正在变成过去”,“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2]。

在戈氏“批评无禁区”的倡导下,被压制已久的苏联公共领域中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开始了对现政权报复性的揭露和批判,主要从揭露体制弊端入手,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消极现象和停滞现象开火,从领导系统中的官僚主义、唯意志论、因循守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到以前被视为“禁区”的社会问题如青少年吸毒、黑市交易等,都有报道。几乎各种报刊都开始设置批评性的专栏,如“读者论坛”、“人民监督”、“读者—报纸”、“读者来信中的评论”、“批评之后”等等。报刊上的批评性文章也日益增加,并在人们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1987年,发行量达1千万份的《消息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阅读报刊批评文章的读者由原来的31%增至48%,而且多数家庭和劳动集体对批评文章普遍地进行了议论。这说明,批评文章对千百万人产生了影响,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作用甚大。

2·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会舆论多元化。1987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工具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时首次使用了“多元论”这一术语。他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障碍继续》报告中强调要实行“社会舆论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第一条就宣布“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该法强调“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3]。这就使社会舆论多元化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导入社会舆论多元化的初衷,只是为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苏联人民提高公民情感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正是通过社会舆论、社会辩论,苏联公共领域反体制的政治功能才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社会舆论的多元主义一经启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舆论、社会辩论便汇成了一股否定性批判苏联现实制度的强大洪流,多元主义实际上弱化了苏联官方政治语言,加速了制度的非稳定化。尤其是1988年二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开始用“异化论”来斥责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社会舆论的多元主义由此开始在“人道主义”旗帜下进行。当然,社会公众舆论、社会辩论对于苏联制度除了破坏性外,是没有多少建设性作用的。

3·培育公民社会,允许独立于政府权力控制的非正式组织、政党存在。西方多数学者把多元主义下在苏联出现的独立于政府权力控制的非正式组织、政党视为苏联的“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的思路其实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论式,它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突出国家与社会的张力。戈尔巴乔夫也遵循了这一思路,把社会置于国家的对立面。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那种体制……已形成的政治制度的严重缺点在于社会生活的过分国家化”。由此,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与社会团体的利益与意志,由他们商定和实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4]。

此后,戈尔巴乔夫公开诉诸“异化论”来表达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把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置于“极权主义”语境来表述,认为在“专横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行政命令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下,人被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必须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抛弃社会生活的全面国家化,抛弃导致横行霸道和无法无天、允许不受制裁地滥用职权和享受不应得特权的一切东西”,“消除人同生产资料、政权和文化的异化”;“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人。国家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5]。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对抗关系在苏共28大文件中得到集中表述,斯大林主义从30年代起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被说成是“专横官僚主义体制”、“极权官僚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导致政治上的个人迷信、专横独裁,经济上停滞,思想上僵化,形成了一套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使国家陷入危机。为此,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建设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

基于对苏联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对立、对抗的认知与判断,苏联开始允许出现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及社团组织。早在1986、1987年,非正式组织和协会在俄罗斯共和国的许多城市就开始形成。起初,它们主要是关注一些地方问题,随着政治意识的高涨,到1988年春天,这些组织、协会开始公开从事政治活动[6]。到1990年,苏联约有两千至三千个非正式团体和联合组织,总人数达两千万至两千五百万人。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86年 文献标识码 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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