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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溯源

2011年12月22日 02: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姜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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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以牺牲今天的利益为基础,而去展望未来;“大家都希望今天就过上正常的生活”。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急剧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铁幕”拉开后,苏联人放眼世界,不少人走出国门,并且看到国外的物质水平绝非苏联能够比拟,他们对现状表示不满,“我们有的西方国家都有,而我们没有的西方人却有”。他们开始审视一切,突然发现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官方“赶超西方”的口号不过是海市蜃楼,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也没能给人民以任何经济上的实惠。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改革伊始,便提出了“加速发展”的战略。但是,当经济改革受阻时,改革很快转向政治领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政治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急剧激进化和经济政策的摇摆不定,使国家陷入了混乱。在过热的政治环境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热情和精力投向了如何在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身负执政党重任的苏共,也把人民的衣、食、住忘在了脑后。利加乔夫对此曾痛苦地回忆说:“当1990年秋田野上出现大丰收时,一个用爱国主义精神把人们在共同的、真正全民的事业中团结起来的天赐良机,被失去了、错过了。所有社会力量都关注着如何能全面取得丰收,因为争取丰收能成为一种凝聚因素,若获得成功就会扭转社会悲观情绪,赋予人们新的信心。但没有这样做,这个天赐良机和大丰收,都在徒劳的政治争论闲谈胡扯中失去了。”[8]与此同时,苏联传统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源,例如有竞争力的原料和军火贸易,由于来自本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猛烈批评,不得不压缩、削减,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和沉重了。

人们对物质状况恶化的不满,导致对苏共失望情绪的增强和对改革的不信任,社会上对改革者的支持减弱了。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也充分利用了社会上对市场供应状况的不满,这一切加速了苏共的瓦解。

二、苏共作为执政党,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文化政策,给苏联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恶果,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列宁逝世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官方的思想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主宰。文化绝对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成为笼罩苏联的浓厚氛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苏联不曾有过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更不用说政治科学领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形成,其特征极为明显:

一是党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现任俄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反思苏共的历史时,就总结说,“对真理的垄断”是导致苏共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把学术、思想观点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修正主义”、“思想上的暗箭”、“反苏”、“诬蔑”、“攻击党”、“不道德”等等的罪名,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整肃思想文化界。1952年斯大林会见作家团体,在回答关于“现在应当写什么?”时说:“写真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数百名作家被逮捕或者被杀害,其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写真实。尽管有过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三是执政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凡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和谐的一切文化成果均被以各种“罪名”加以否定,遗传学、控制论、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洁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且,伴随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与艺术领域中,在历史研究或政治观点方面不断采取各式各样的惩罚行动。它给苏联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全部世界文明的经验说明:封闭和孤立必然导致落后。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的停滞时期,停滞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上,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由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苏共执政模式的积弊日益加重,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对改革的期盼日趋强烈。但是,苏共却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思自身的问题,相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社会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也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1965年,克格勃逮捕并审判了两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随后又审讯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批青年作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由此引发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扩大。

从此,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在苏联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上变得消极,对政治漠不关心甚至尽量逃避政治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和自卫手段。正如马克思从前所抨击的那样:“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9]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文献标识码 工业党 党的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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