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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溯源

2011年12月22日 02: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姜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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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91年,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大党宣布解散,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甘愿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演变成为一个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而为群众所抛弃的党呢?其实,这个问题自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以后,就一直为我国所关注。显然,世界上最大、历史最长的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对我党的执政实践更具借鉴意义。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姜跃  原题为:苏共垮台溯源

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应该作出一项艰难但却是诚恳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员和地方党组织将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1]第二天,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至此,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不仅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同时也终结了自身的生命。随后,连同它一起葬送的还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甘愿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演变成为一个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而为群众所抛弃的党呢?

一、苏共作为执政党,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人们说,布尔什维克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赢得群众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上台执政的。然而,作为执政党,苏共在它74年的执政生涯中,却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甚至连“和平”、“土地”、“面包”这样的承诺都没能兑现,可以说这是它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执政后,党担负起了国家发展的经济任务、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但是,在党的战略思想中,却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的局面。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和苏共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在反思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中都谈到这个问题。雷日科夫总结说:“现实生活中很难把经济与政治分开,但是,我们这里跑在前面的总是政治。”[2]利加乔夫则说,经济一次次地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3]。

为什么这样说呢?

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从1917—1987年的70年间工业与农业的比例来看,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9倍,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4·5倍。另据统计数字显示: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最低限度为80%,而消费资料最多只占20%。而且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生产,约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40%。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国内生产总量比美国少得多,而按照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计算,苏联用于国民收入单位的生产与美国相比是:固定基金的消耗几乎高出一倍,材料消耗高出一倍半还多,能量的消耗也高出一倍。有人把军工企业称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吸血鬼,它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像利加乔夫所说:“强大的军工综合体吞食了大部分国家物质技术和劳动资源,结果阻碍了民用经济的发展和重大社会项目的完成。”[4]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国家,化学工业50%的设备、轻工业和食品工业80%的设备都是进口的。而机器设备的进口总额占国家进口总额的40%。

到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被耗尽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开始在原地打转。70年代,经济困难局面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也未能达到。到1982年,人民的实际收入第一次跌至零增长。

“土地归农民”是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个著名口号。农民相信这个口号,因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在国内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为这块土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农民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生活。余粮征集制、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的诸多政策不仅没有惠及农民,相反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消灭富农的过程中,总共有110万农户被消灭,涉及500万到1100万人。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的谈话中承认,在这个时期有1000万农民被消灭了。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使广大农民群众统统变成了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和大牲口的“农业无产者”。

苏联的工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牺牲农民实现的。对此,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总结说:“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集体化可以与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关系时的‘圈地运动’相比。它不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相反,农民经常是被驱赶进去的。各级政权为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采取了最残酷的方法。许多农民在革命后得到了土地,经济上得到了发展,而变成了中农。他们不想放弃通过诚实的劳动挣来的东西。推行集体化的残酷性是令人震惊的。那些能比别人搞生产搞得更好的人,最能干、最爱劳动的人被消灭了。那时候农村遭受了非常可怕的打击,其后果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消除。而这对整个国家的生活也是有影响的。当时是可以采取另一种选择的(例如,布哈林的方案[5])。但是,它们遭到了批判,都被抛弃了。”[6]

二战后又实行斯大林税制,对农民所拥有的每一棵苹果树和每一只母鸡都要征税。到赫鲁晓夫时代,农民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没有迁徙权,只能留在其所在的村庄。他们从事生产,首要的任务不是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是为国家提供粮食。“一个与农民作战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强大。”布哈林当年的这句格言应验了。在布哈林看来,任何冒与农民冲突风险的政策,不管它在经济上的道理多么令人信服,都是不能接受的。他相信,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党会失败。[7]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文献标识码 工业党 党的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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