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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手段失效后苏联政府求助于高福利政策收买人民

2011年12月15日 20:42
来源:书屋 作者:程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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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出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有不甘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好几任前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号召老百姓,而改用“花钱买稳定”的政策了,这是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像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责任编辑:官君策] 标签:历史必然性 前兆特征 苏共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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