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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制取代选举制 苏共党内都染上独断专行恶习

2012年10月24日 14: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

三、影响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其他因素:政治文化心理、民族矛盾和西方的和平演变

政治文化心理、民族因素和外部因素虽然不是影响改革成败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但是,它们却从根本上和深层次对那些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增加变量,也是我们在评判苏共政治改革进程时需要考虑的。

(一)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民主化改革的不利影响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民主化改革的混乱失序和最终失败,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受到俄罗斯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影响。政治文化心理是一个国家社会历史不断积淀的产物,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创新产生深刻的、也是无法摆脱的影响。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专制统治交替的状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粹主义情绪三位一体的政治传统。这种民粹主义情绪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已经形成民主意识或者有民主要求,而是指在俄罗斯政治中,人民性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但实际上俄罗斯人民仍然希望有一个沙皇来领导他们,只不过这个沙皇应该考虑人民的愿望,能够倾听人民的申诉。在沙皇统治的三个世纪中,东正教、专制君主、民粹主义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思维或者民族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三种力量的互动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心理就是从无政府主义到集权主义的极端化波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取代了东正教,苏共取代了沙皇,苏维埃取代了人民性,但俄罗斯民族仍然处于专制集权的统治之下,政治文化心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俄罗斯民族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它在追求一种理想时容易走向极端,一旦对某个理想的追求遭到挫败,马上就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在苏共的民主化改革中,各派政治力量包括苏共领导层自身非常不善于相互宽容、和平共处,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下常常陷入极为混乱的斗争,社会动荡不安。而这种动荡根本无法建立起正常的民主秩序,随着动荡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又开始寻求秩序和稳定,渴望新的能够恢复国家秩序和稳定的强权人物。所以,尽管苏共垮台了,后来的俄罗斯也没有形成符合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制度,叶利钦和普京都实行了总统集权。显然,苏共民主化改革缺乏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的支持,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集权与动荡交替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

(二)延误对民族矛盾的解决是造成苏共分裂和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

苏共错误的民族政策肇始于斯大林时期,在斯大林看来,民族属于阶级的范畴,苏联共产党不仅要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也要缩小和消灭民族差别。斯大林错误地认为消灭了剥削阶级,各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会自动消失,并且可以形成新的苏联民族。斯大林还以政治运动和行政暴力甚至军事暴力处理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结果严重伤害了各族人民的感情。虽然苏共为各民族的进步、发展和民族人才的培养做了许多好事,却未能得到各民族发自内心的感激,反而招致更多的怨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具体民族政策上有别于斯大林,但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仍沿袭斯大林。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民主化、公开性”使得过去对民族矛盾掩饰、压制的黑幕不断曝光,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急剧发展,导致苏共在加盟共和国这一层次上逐渐分裂。苏共中央对于边疆地区民族冲突束手无策的状况又进一步消解了中央的权威。如1987年底开始,持续一年多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州冲突,已经预示苏共中央的权威开始下降,随后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导致的第比利斯事件再次使苏共中央威信扫地。而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脱离苏共,进一步加剧和鼓励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分离主义倾向。

戈尔巴乔夫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延误提出并解决民族问题,造成了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损失。长期以来,为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盲目陶醉的我们,一直相信,苏联民族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诚然,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各民族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但不幸的是,后来执行的总方针是在实际上抹煞民族差异,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化,践踏各民族的正常权利。我们对社会民主化本身赋予民族复兴的潜力强大的推动因素估计不足。在高涨的民族情绪中进行投机的贪婪势力恰恰利用了这一点。结果,民族发展进程在许多地方具有破坏性。”

总之,在改革的后期,苏共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党,已丧失了作为联结苏联各民族的纽带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自行其是,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分裂,也加速了苏联的瓦解。

(三)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和平演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策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对苏联发动和平演变攻势,对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交替使用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的两手政策,并通过裁军谈判和人权问题等向苏联当局施压,力求将意识形态的压力直接转化为苏联当局的政治措施,促使其向资本主义转化。如美国积极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这些人权政策包括保护宗教信仰、人员流通、取消政治犯等内容。1989年1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的人权会议集中讨论了苏东人权状况。苏联和华约在人权方面作出了“空前的让步”,同意欧洲各国和美、加两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对苏东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疑问,这些都对苏共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起了加速的作用。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通过多种渠道,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宣传,对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舆论攻心战。在实施思想战的各种武器中,电台广播发挥的作用最大,里根就把“美国之音”称之为“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黑暗中点火的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年青一代的分化、西化和瓦解工作更为注重,不断派遣大批人员到苏联传播“民主”思想,大量邀请苏联人去留学、访问,企图让在美国留学的苏联学生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人民的思想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等自由化政策,使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很快颠覆了苏共原有的意识形态。结果执政70多年的苏共一朝瓦解,其速度之快甚至出乎西方国家的意料之外。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苏联 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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