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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

2013年06月04日 11:56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张盛发

赫鲁晓夫虽然在柏林危机中态度蛮横,手段强硬,但他不久便知难而退。这表明,赫鲁晓夫终究没有糊涂到“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理智全无的地步。事实上,远不能根据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就断定他是一个“危机狂”或“战争迷”。

人们记得,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在对外关系方面,除旧布新,改革调整,采取了一系列被西方称之为“和平攻势”的措施,给苏联外交带来了新风格和新气象。

1954年1月至2月,苏联同美、英、法三国一起举行了柏林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保障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国家条约问题。这是自1949年以来,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外长会议。

1955年5月,苏联同美、英、法、奥共五国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斯大林时期,苏联曾坚持对奥条约必须在对德和约之后签订),确立了奥地利的独立和中立,解决了二战遗留下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消除了欧洲一个潜在的“热点”。

同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裁军建议。

7月,苏联同美、英、法国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最高级首脑会议,广泛讨论了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东西方的接触问题。

8月,苏联决定单方面裁军64万人。

9月,苏联同西德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上行使管辖权。

赫鲁晓夫的这些举措,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峙知对抗,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使“冷战”有所降温。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大上,就“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关于和平共处问题,赫鲁晓夫宣布,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外交的总路线。关于防止新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赫鲁晓夫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强大,由于工人运动的壮大和拥护和平运动的产生等,“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指出,“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赫鲁晓夫的这些新观点和新提法,同这以前的缓和攻势,都是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国际形势,部分剔除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结果,也是同赫鲁晓夫在国内批判斯大林模式和缓解阶级斗争相吻合的。

但是,赫鲁晓夫的哲学观和思想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由于赫鲁晓夫是从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旧时代在他身上的留下了太深、太多的烙印,他无法彻底挣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和制约。因此,如同赫鲁晓夫的对内政策一样,他对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也可以说是,继承多于批判,延续大于改革。

他虽然否定了斯大林坚持的“战争不可避免论”,但却继承了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由此,赫鲁晓夫便无法看到美国经济虽然遇到危机但仍在发展的另一面,夸大了美国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结果就把美苏两国的经济距离的缩小片面地等同于经济距离的消失,甚至认为不久苏联的经济发展就能超过美国。

他虽然提出“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但却把“和平共处”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认为“和平共处政策”乃是“无产阶级在国际舞台上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激烈斗争的一种形式”。这至少在苏联方面构成了限制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使苏联不能坚定不移地采取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缓和措施。“和平共处”成了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一种点缀,成了同美国进行争夺的一种掩护。

他虽然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不妥协的僵硬作法,但却承袭了威胁恫吓的遗风,一再进行核讹诈。这种不负责任的鲁莽和冒险,使人类被推入核战争的边缘。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赫鲁晓夫最终走不出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怪圈。如果说,斯大林时期苏联主要是借助于军事和政治手段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话,那未,赫鲁晓夫则试图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显示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增强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最终压倒并战胜美国等西方国家。

当“和平竞赛”不能给苏联带来胜利时,赫鲁晓夫便撕去“和平共处”的外衣,以他那特有的狡黯和冒险的性格,进行武力恫吓,以期获取非份利益,结果就是挑起尖锐的危机。柏林危机如是,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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