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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实行民粹主义初衷:为穷人谋福利 实现再分配

2013年01月05日 22:03
来源:管理世界 作者:樊纲 张晓晶

从经济角度关注民粹主义出现在拉美债务危机之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专门设立了一个项目,探讨拉美民粹主义与债务危机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开始发表在1990年5月于泛美开发银行召开的研讨会上,后来形成Dornbusch 与Sebstian(1990)主编的《拉美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书。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编者对IMF提出了批评,认为IMF政策可能对短期金融稳定起作用,但如果不考虑增长与社会进步,就总会给具有破坏性的民粹主义的政策大开方便之门。也正是在这本书中,编者还提出了著名的“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一直为后来者所应用(Coupal,2003)。本文在分析民粹主义的宏观后果中也应用了这一框架。

与此同时, Sachs(1989)也以NBER工作论文的形式,探讨了拉美社会冲突与民粹主义政策的关系。论文的中心假说是,拉美过高的收入差距给政策当局极大压力,要求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反过来导致错误的政策选择与糟糕的经济后果。论文关注民粹主义政策周期,指出这个以过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为特点的政策,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及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Sachs的洞见与Dornbusch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应该说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对于拉美民粹主义经济危害的分析达到一个顶峰,此后,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即强调再分配而忽视财政限制的、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宏观政策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于是政策开始转向,华盛顿共识备受青睐(从某种意义上,华盛顿共识正是对此前民粹主义的一种“反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以为民粹主义在拉美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将是新自由主义。因此对于拉美问题的总结,也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国内的研究大体如此)。其实,民粹主义并没有就此罢休,一方面是改头换面(Leaman,2004);出现了所谓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即传统民粹主义(或Classical populism)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比如秘鲁的滕森政府)。其实就是政治民粹主义加经济自由主义,逐步抛弃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Weyland,1999)。另一方面,传统的民粹主义仍然有生命力(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

而最近拉美政坛的变化,也正可以看出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针对这一现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出“拉美民粹主义的回归”的文章(Economist,April 12 2006),明确指出了拉美新一轮的民粹主义浪潮。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民粹主义回归源于两条:一个是该地区持续的极度不平等,另一个是拉美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民粹主义政策的初衷,一方面就是要努力减少不平等(但并未做到),另一方面是阻止外资侵占这些自然资源(如石油)。但结果并不妙。作者认为,“无论民粹主义在过去如何成功(事实上也并不成功,引者加),现在它会把拉美引向一个死胡同”。

涉及拉美民粹主义的最近文献应是拉美问题专家Sebstian(2007)的文章。他对未来10-15 年拉美增长前景的评价是“没有危机,增长缓慢”。他的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拉美民粹主义回归的担忧。他指出,拉美要想在未来取得长期增长,需要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尤其需要在制度建设方面,这包括产权保护、法治、打击腐败以及司法的效率与独立性等。不过,他认为这种情况很难出现,原因是:一方面,大多拉美国家在过去的20 年中在这些方面都未取得进展,表明他们没有很强的政治意愿去推进;另一方面,鉴于最近拉美国家民粹主义或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纷纷上台,将意味着一些国家可能会在1990年代改革基础上回退(很多民粹主义政府并不买“华盛顿共识”的账),而不去推进旨在提高效率、强化制度的改革。

以上的文献检索只是想说明,拉美为民粹主义困扰长达四分之三世纪,检讨拉美问题如果忽略这一因素不谈,显然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福利赶超成为我们考察拉美问题的独特视角。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福利赶超与当前中国的问题有很大关联: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成为时下讨论的焦点;而以关注民生特别是底层百姓为其宣传亮点的民粹主义自然成为很多人手中的理论武器,现在国内的一些政策建议即与民粹主义主张有契合之处(尽管没有用这样的提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粹主义福利赶超往往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最终即走向了愿望的反面――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这是拉美发展最大的教训。

二、福利赶超与拉美增长陷阱

1、“福利赶超”的逻辑起点:应对收入差距扩大

从逻辑上说,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都可能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其原因就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不可能一夜之间转移出来,在工业和服务业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那些还未转移出来的农民的收入较低,难以提高,那些已经转移出去获得新的非农的就业的“农民工”,由于劳动市场供给过大、竞争激烈(农民不断出来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工资与被压在很低的水平,工人的各种权利也很难得到保障,因为在失业危险很大的情况下,农民工会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描绘、分析的欧洲(以英国这个后来的福利国家为重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圈地运动”、工人阶级受剥削每天工作12小时只能拿到“血汗工资”等一系列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景,都是那些当今的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历史阶段。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些国家社会矛盾加剧,也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有产者才有选举权,工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人也没有工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后来,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持续,同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人在“劳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开始发生转变,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工人的权利得以维护,许多国家相继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列宁还曾经指出英国企业主阶级是用海外殖民地掠夺的收益,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收买工人贵族”)。腐败、官商勾结、特权阶段(当时是还包括“新贵族”)等等,也是这些国家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但本文主要不是分析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拉美 民粹主义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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