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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公民社会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2013年04月25日 14:4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金雁

但是第三种人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乌托邦,这是个肤浅的思想。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的话,是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那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

所以贵族知识分子比较爱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里,以赛亚·柏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只不过以赛亚·柏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像罗亭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与两者的定位都不同。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想多做实事,成为社会的医生,而不是革命家。因为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填平这个鸿沟。我刚才提到过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社会整个是病态的,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在欧洲,所有的政党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个趋势都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小事理论几乎没有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说的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撒在这片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来他要什么。

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都很多。他说过去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是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革命政党基本上就是责骂,骂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的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

社会变革靠无数失败尝试 代价是生命与鲜血

后来又有一个思想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说社会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伟大人物振臂一挥,它要靠无数次这种失败和尝试,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尝试,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他说作为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当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这个共识很简单,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点共识,和再大分歧的派别我们都能坐下来。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开了,55个人坐了一个非常大的圆桌,可以说是思想上差异非常大的各个派别,依照这个原则都能够坐下来谈。

这些人就提出来,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意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的这种激进的土壤。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给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我就觉得这第三种人,有一点类似于NGO。一幅油画表现了当时这些第三种人和地方自治局办的救济场所。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修道院,要么是由教会来办。

他们提出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是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1900年萨马拉省的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两个名称可以互换。所以一提“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着农奴,现在警察式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当中脱出来。沙皇的管理制度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部分职权,所以在1864年就建立了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有点类似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它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的原则下,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的组织。

地方自治局是现代国家的创新 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觑

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盈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种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跟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以前沙皇的政府只管征兵征税这两样,因为沙皇俄国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他不管其他的。地方自治局就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它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作用也不可小觑。斯托雷平认为这是往死人脸上涂脂抹粉,绝对不是,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把他们叫作“书写小历史的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其实跟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比如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押这种违法行为都要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要有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有国家义务保障;国家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博弈,只要是经济要求的任何罢工都是合法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学校,还有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具体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过是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立宪的原则,但是毕竟它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所以尽管各种势力的人在骂,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

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最其中县自治局最活跃。我记得以前好像温铁军老在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这样说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之差,如果要说国权不下县,说俄国还是比较恰如其分。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自治局的财政预算是怎么来的?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后来能够做大,是它对土地、房屋和工商业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财政的大头主要是后两种来源。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性质的,不受政府制约,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制度,公共决策是以广泛参与和立法权确立为基础的。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当时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金雁 沙皇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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