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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复兴与恐怖主义的理性分析

2011年05月02日 22:00
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作者:王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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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伊斯兰复兴的关系比较复杂,应当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无关,它并非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尽管以伊斯兰教为名义的暴力恐怖活动一直与迄今仍对中东政治生活具有深广影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相伴随,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这一点要从分析宗教的异化来认识。

宗教在本质上是追求和平的,具有真、善、美的价值观。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偏离了宗教的善良宗旨,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在宗教政治化的极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宗教异化、蜕变而出的异己物和异己力量的典型表现。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宗教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行为;简言之,它是宗教名目下的政治,而不是什么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

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策划的恐怖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政治行动而与宗教无涉。如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在国际上从事的针对美国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都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动机,即认为美国政府是不公正、可耻和残暴的政府,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伊拉克实行制裁和野蛮轰炸,一贯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及其所造成的不能容忍的后果,都是对伊斯兰教和全体穆斯林的伤害,必须用“圣战”来清算美国所犯下的罪行。这正体现出宗教异化的特征,即信徒思想和行为的政治化。而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必然导致宗教主张的意识形态化。

尽管本·拉登对美国的指责是符合事实的,但他们的观念和实践,却远离伊斯兰教本身,是对伊斯兰教的利用和曲解。比如伊斯兰教义中确有关于“为主道而奋斗”、“殉教”、“蒙昧”、“恶魔”等关于圣战思想的词语和概念,但这些词句的出现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权威教法学家的注释,圣战的含义很宽泛,主要还是强调以“学者之笔、宣教者之口、富人之捐献财产”等方式弘扬伊斯兰教,同时将精神上与邪恶作斗争的“心灵圣战”列为“大圣战”,将出征杀敌的刀枪之战算作“小圣战”,而且这里的“小圣战”是指在信仰受到威胁、在被侵犯和被压迫状况下而进行的反抗。一些《圣训》经文还专门规定了对敌战争的形式和规则,如“不要伤及妇女、儿童、老人”,“不要损害树木”,“不要杀敌人的畜群,除非是为了寻找食物”等等。

然而,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随意解释下,“圣战”被改造成否定现实的政治性意识形态,诱导组织成员将自杀性爆炸视为舍生取义的神圣“殉教”行为,使极端化的宗教情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变得越来越激烈,成为支持恐怖活动的精神力量。基于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曲解,本·拉登在报复美国的同时,也报复无辜的美国平民以及支持美国政策的一切人。这种不分场合,不讲条件,不择手段,不顾后果的“圣战”成为暴力恐怖主义的代名词,也是伊斯兰教常被误认为支持暴力或好战的原因之一。

因此,应当将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与被极端主义曲解的教义加以区分,把正常、有益、合法的伊斯兰教社团及宗教界,与那些在伊斯兰教名义下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极端宗教组织区别开来。同时应当明确,恐怖主义并不是伊斯兰世界特有的现象,也不是伊斯兰教本身的产物。宗教异化、蜕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其他宗教当中,只不过其他宗教所异化、蜕变的极端主义,没有像伊斯兰极端主义那样受到传媒的关注罢了。

第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与整个伊斯兰复兴或原教旨主义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在宗教信仰和政治目标上基本一致,但行动方式却不相同。

伊斯兰复兴或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是对伊斯兰教义在现代条件下的转换而作的重新解释。为动员和组织群众,贯彻其政治主张,必然出现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的趋向。目前世界各地原教旨主义派别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合作使原教旨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其联系的纽带除了共同的伊斯兰教价值观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情绪与呼声。例如,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组织是集民族解放和伊斯兰复兴于一体的原教旨主义激进组织,包括“基地”等极端势力在内的一些组织,都公开提出比较明确的反对以色列、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政治主张和目标。就这一点来说,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整个伊斯兰复兴是有联系的。

在如何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怎样实现社会伊斯兰化目标方面,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与主流的原教旨主义却有所不同。如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分离出去的极端势力“穆罕默德青年集团”、“赎罪与迁徙组织”、“圣战集团”等,受极端派思想家赛义德·库图布(1906-1966)的影响和误导,坚持圣战和武装夺权,并从事绑架、暗杀等暴力恐怖活动。而多数兄弟会成员特别是继哈桑·巴纳之后领导兄弟会的元老派们,则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以和平方式传播真主赋予的使命。这种趋向促使兄弟会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就发生了演变,20世纪70年代后复出的兄弟会已明确表示反对诉诸暴力。如今,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地区新的政治形势下,埃及兄弟会及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大都坚持这种斗争策略,把进入议会作为和平合法斗争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渐进的社会伊斯兰化目标。

20多年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事实表明,原教旨主义派别与极端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二者的思想观点和组织联系常有变化。如纳赛尔时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内部虽有温和派与极端派的区别,但在组织上仍为一体,到萨达特时期便分成温和的主流派与非主流的极端派。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先文后武”,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从极端组织变为合法政党;类似变化,使人很难将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奉行的恐怖主义行动方式与整个伊斯兰复兴运动加以区别。

应当明确的是,坚持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与温和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恐怖主义者”毕竟是政治伊斯兰主义者中的少数,更是穆斯林的极少数。宗教极端主义从来不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流,因此,不能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复兴划等号。同时也应看到,虽然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和组织都反对和谴责暴力恐怖活动,但却无法否认实施暴力恐怖的组织和个人所表达的诉求是强权政治引起恐怖主义,归根结底,还要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来寻找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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