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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2012年04月06日 17:44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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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呼吁和运作下,乡间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大提高,20世纪初俄国的单位人口医师占有率比19世纪70年代增加4.4倍。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1年6月13日,作者:金雁,原题:《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开启民智”的“社会工作者”

据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国家法和法学比较史专家、社会学的开创者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统计,1912年俄国有自治机构的省份有40个,在自治机构中的人约有8.5万人。他们在其社会实践中真正做到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成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会的知识阶层,改变了“城里有文化的人听不懂、甚至排斥农民的语言,农民也听不懂城里人的标准语。他们彼此不了解,没有任何共性……形成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状态。19世纪后25年“第三种人”也曾经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农村建成“反对私有制的堡垒”的思路做过一些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渐趋主流,摆脱中世纪的宗法传统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成为这些农学家——组织者“具体工作”的指导方向,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国特色“社会实践”的工作经验。

由于俄国的市场化进程以及“深入社会”的“社会工作者”不懈地努力,首先使俄国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商业者地位第一次超过了贵族,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重集体、轻自我”的共同体本位价值观也出现了“平衡移位”,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离感”和“接纳障碍”在逐渐减弱。在自治局工作者下乡办教育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双向过程中,农民的识字率从19世纪中叶的10%上升到二月革命前的36%,农村整体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世纪70年代以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移民,1869-1900年彼得堡人口从66.8万增加到124.8万,新增人口中有近七成是移民,有41.9%是在近10年里来到首都的,从1890年到1900年每年还有720万的外出打工者。农民出身的新市民后来成为影响农村转变的“传送带”,农民开始接受新事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对城市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逐渐理解。在他们的行动中理性、个人因素和宪政的因素都在增加。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以后,工商业部就收到大量要求成立各种协会的申请,从申请中附带的协会草案章程中可以看出,在新移民的价值体系中,个性解放和维权的意识占据了显著位置。

以前俄国普通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称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鄙视商业和企业在俄罗斯是有历史传统的,对“经商的犹太人”的偏见始终难以消除。企业家的人格受到质疑,他们如果受到赞扬,往往不是由于企业生产活动的成功,而是用赢利的钱所做的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后都愿意实现身份转移。但是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到19世纪末受到了挑战。

这一阶段由于贵族没落的速度加快,他们占有的土地从19世纪60年代的8700万俄亩减少到1905年的5300万俄亩,40年中减少了40%;1905-1915年的十年间在欧俄的47个省这类土地又减少了1100万俄亩。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加剧了旧贵族的破产。在自治局工作者的启蒙和宣传下,人们对“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瘟疫”的敌意明显降低,而对贵族身份不再感兴趣,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正在取代贵族的地位。著名企业家里亚布申斯基就说:1861年后,“商人的自我评价明显提高,几乎再没有人像从前那样追求贵族身份”。比如1899年沙皇曾赐予契柯夫贵族身份和三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契柯夫不但对此秘而不宣,而且羞于公开此事,一直到1930年契柯夫的传记作者才在他的家族档案中发现此事。俄国改变了传统上轻商抑商的文化传统,工商业者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认为靠个人奋斗、个人努力远比躺在祖宗的荫庇上光荣。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上,莫斯科商人拒绝站在贵族的后面,坚持站在前排,争执的结果是商人获得胜利,多年以来加冕礼仪的排序第一次得到更改。

 
[责任编辑:邓晓娇] 标签:俄国 农奴制改革 社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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