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摄影师乔·奥唐奈（J o e O'Donnel）并不是一个为人熟识的名字，但作为美国重要历史的见证者，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的决定性时刻，却在历史长河中永留史册: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的握手；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尼克松与赫鲁晓夫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1962年“猪湾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蹙眉沉思的形象；对美国人而言，最难忘的镜头莫过于小约翰·肯尼迪向其父肯尼迪总统的棺木敬礼的画面，这张照片曾让无数美国民众为之动容。尽管奥唐奈的作品见证了美国上世纪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但作为政府专职摄影师，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他的作品没有玛格南摄影师那样显赫的署名，即便广为流传，作者也往往被媒体忽略。即使是1968年退休后拍卖的部分签名作品，也并未使他扬名。

与名望不成正比的，是乔·奥唐奈为事业付出的沉重代价。在经受了50余次心肺部手术的折腾后，85岁的他终于在田纳西州的家中离开人世，而那天，恰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62周年纪念日。他的妻子酒井美子（Kimiko Sakai）表示，在长崎和广岛拍摄时遭受的强烈辐射导致奥唐奈体质虚弱，从某个角度说，他也是原子弹的牺牲者之一。

23岁时，乔·奥唐奈作为一名海军军士前往长崎，任务是拍摄原子弹爆炸后当地被摧毁的情况。继3天前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后，1945年8月9日，这个日本九州岛西岸的海港城市，又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奥唐奈1922年5月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高中毕业后入伍海军，同时开始学习摄影。1945年8月28日，他所在的海军团受命在距长崎10英里处登陆日本，由于轰炸区域遭到封锁，他步行来到长崎。在2005年接受《美国资产》杂志的一次访谈中，他描述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整个城市空空荡荡，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没有鸟，没有风，一片荒芜，难以想象这曾经是个涌动生命的城市。”

奥唐奈在长崎与广岛拍摄的作品，是原子弹爆炸现场的首批官方影像记录。这批照片如此令人震惊:一个孩子背着他死去的弟弟去火葬场；整整一屋子的孩子坐在课桌前，全都被烧成了灰烬；受伤的人们整张脸上的皮肤都被揭去，剩下血淋林的肉暴露在空气中……

随后，奥唐奈又相继赶去日本其他遭受常规武器轰炸的城市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拍摄。他随身携带了两架相机，一架为军方拍摄，另一架则为自己拍摄。回到美国后，他将自己拍摄的照片统统锁在了箱底，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直视那些画面。

半个世纪后，当奥唐奈终于能够放下心理包袱，打开尘封着历史记忆的片匣，揭开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残忍面纱时，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核武器的公益事业中。1995年，奥唐奈先后在日本和美国出版并展出了这些照片。然而，将这些血迹斑斑的恐怖画面公布于众，却冒犯了那些二战退伍老兵。老兵们抗议说，为这些照片配的说明文字曲解了美军当年投放原子弹的意义。他们认为，尽管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和长崎，造成了数万人死亡，但其直接促成了日本投降，因此避免了计划中的对日本本岛的入侵，而那样的入侵，会给盟军、日军及日本平民带来非常严重的伤亡。

然而，奥唐纳却并不认可这一观点，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他表示自己曾亲临日本，最有发言权。在他看来，当时日本的状况完全可以用常规武器来解决问题。“在‘小男孩’被扔下去前，没人知道接下来的1分钟会发生什么，这柱白云在3分钟内升到了30000英尺高，随后是50000英尺……天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

战后，奥唐奈再也无心经营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他移居华盛顿，通过一些家庭关系，不久便成为白宫的专职摄影师，把记录下各国政要相处时的亲密动作视为自己的工作乐趣。直到多年以后，奥唐奈偶然在肯塔基州的一次宗教仪式上见到一尊燃烧的耶稣雕塑，那尊雕塑顿时唤醒了他对广岛的记忆。他买下了雕塑，并打开他尘封已久的皮箱。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专访中他说:“1950年，在威克岛沙滩上，我曾鼓起勇气问杜鲁门总统，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时是否对自己的决策有过怀疑？‘真他妈的对！’杜鲁门总统回答，‘简直后患无穷啊！’不过我当时太羞涩了，不敢再进一步确认他话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