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别人目光犀利的横光利一，怎么就看不清自己国家的误入歧途呢？怎么就看不清它在东亚的罪恶行径呢？却侈谈什么日本“尊重人的生命甚于其他一切”的“高度的理性”，却宣称什么“当今日本的战斗口号是‘为了东亚和平’”，这可真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个天大的笑话！（编者注: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著名作家。）

1943年，广岛居民为日军“出征”送别。

“上京城时，为朝鲜旅馆的典雅所打动，便嚷道:这无疑是日本最好的旅馆！不，这是谁都会看重的东洋第一流的旅馆！” （《旅》）

我敢保证，这样的话让韩国人或朝鲜人听到了，是一定要掴作者耳光的！这里的“京城”，既不是东京，也不是京都，而是韩国的首都“首尔”，过去一直叫“汉阳”或“汉城”，日本吞并朝鲜时期（1910-1945），为了“去中国化”，改叫“京城”。同时，朝鲜既成了“日本”的一部分，日本就相应地成了“内地”，遂有所谓“内鲜一体”之说，强调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大团结”。横光利一这话的潜台词是，既然“内鲜一体”了，你朝鲜的旅馆当然也就是我日本的旅馆了！在他的笔下，“内地”有时还会被用在与“中国的上海、哈尔滨”对比的场合（《旅》），其潜台词更是耐人寻味。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内地”是一个高度“意淫”的词，暗示着广大的殖民地的存在。

1936年2月至8月，横光利一有欧洲之行，兼带采访柏林奥运会。在那届奥运会上，亡国了的朝鲜人孙基祯、南顺永，作为日本选手，代表日本出赛，分获马拉松金牌和铜牌，奖牌当然都算在了日本队的账上，令韩国人至今说起仍切齿不已。横光利一的《奥林匹克记》中，隐约提到过孙、南二人的训练:“在工事的噪声中，孙、南两位飞跑着。”但奇怪的是，在他所有那些关于柏林奥运会的文章里，都只字未提孙、南二位获得马拉松奖牌之事，而这是日本队在那届奥运会上的亮点，本来应该是大书特书的。而且在奥运会开始时，横光利一就曾抱怨:“日本选手成绩很差，以致无心将之撰成文章。”（《欧洲纪行·八月二日》）马拉松比赛显然不在此列。接着的几天里，他勉力记载了许多日本选手并不出色的战绩，如山本的标枪，村社的万米跑，西田、大江的跳高等（《奥林匹克开幕式·八月三日》、《八月五日》），其实它们都远不如马拉松比赛来得重要。也许，他并没有把获得马拉松奖牌的孙、南两位看成是“内地人”，并对比赛中“内地人”不及“朝鲜人”暗怀嫉妒之心？这么说来，他心里其实仍是横亘着“内鲜”之别的？

日本的媒体却高度关注这两块奖牌，拍摄马拉松比赛过程的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横光利一、《朝日新闻》社委托另一日本商人带回日本。“（8月9日）晚，突然受人嘱托，要我将马拉松赛跑的记录影片捎回日本。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决定接受嘱托。”（《奥林匹克开幕式·八月九日》）“对这两家报社来说，马拉松无疑是奥运会中最重要的镜头了。”（《欧洲纪行·八月十一日》）——但对横光利一来说则显然不是。搞笑的是，两家报社为了竞争而分别托了不同的人，可两位受托者乘坐的却是同一列火车，无法在西伯利亚比试速度，还商量着交换邮包，跟报社搞恶作剧。后来8月20日他们一到满洲里，还是横光利一的委托者抢先一步，派报社记者从海拉尔坐了飞机来取。

横光利一这次的欧洲之行，去程选择了经由印度洋的邮轮，回程选择了横贯苏联的火车。他在“箱根丸”上看世界的眼光，已经很有些殖民主义者的味道了:“从上海到新加坡觉得格外漫长。这中间经过的几乎都是未开化的国家。一想到还将有三倍于这段路程的未开化地区将一直延续到马赛，便觉得战争的发生不是没有道理的。谁会对此漠然处之呢？”（《欧洲纪行·三月二日》）这是对几年后爆发的“大东亚战争”的惊人预言了！“英国政府在革新通货制度时，似乎最初总是先在印度应用和实验。因为应用在未开发地区土著人那里，反应最为明显。当今英国最出色的经济学家，都是曾分别在印度任职过的。日本的实验地则是满洲。”（同上《三月四日》）伪“满洲国”的傀儡们，你们听到这话了吗？“绕道印度洋，便是依次从未开化的地域向欧洲文化的顶点走去，就好比是经由漫长历史走向现代这一历程的再现。”（同上《三月七日》）对横光利一来说，这既是一段“朝圣”的天路历程，也是一番颇具殖民意识的巡视，二者的感觉应该都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