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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幼子18日去世 生前称“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2012年09月25日 10:2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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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局要求父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一方面,“共产国际”培养中共人才,给革命者信心,让大家相信,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在俄国已是不争的现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使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现在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所以我们也不怨天不尤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

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

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他的发言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如果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60年后我采访父亲遇难目击者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前一天,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明天就要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去了四人,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冒着恶劣的天气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大家说飞机可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飞回来。4月9号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叔叔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重庆,而是失踪了。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博古 西安事变 红军 秦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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