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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中央谁不同意瞿秋白参加长征:并非周恩来

2012年06月16日 11:2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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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时连毛泽东都想被留下来。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但是被拒绝。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当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本文摘自《失落的巅峰》 作者:周海滨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父亲和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路线”。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米夫和王明去了说:瞿秋白搞调和主义,对“立三路线”采取投降态度。此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他在幕后支持王明搞宗派夺权计划。当时矛头对准了我父亲,要把我父亲打下来。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抬出了王明,撤销了父亲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博古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向忠发继续担任总书记。

王明一开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搞宗派活动,排斥很多老同志,打击正派的人,陆定一、邓中夏等这些人都反对宗派活动。他们闹得非常厉害。他们诬陷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是政治组织,有几个浙江人一起来反对支部,实际上完全是捏造,不过是他们几个浙江人一起吃饭而已。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父亲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

我的三叔景白是中山大学学生,是父亲带他出来参加革命的。在这场斗争期间,一气之下,他把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父亲和李立三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

从1931年1月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做各种文艺工作。共产国际开除了他,没工作了,就搞文艺工作。1934年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在后来《回忆秋白》的书中写下分离时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父亲在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写剧本、改剧本,参加演出,他都亲自参与。1939年5月,萧三到延安跟毛主席谈起父亲牺牲时说:“如果秋白还活着的话,我们延安的文化工作可以做得很活跃,可惜他牺牲了。”主席也觉得很遗憾。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据说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患病给了“左倾”领导者留下了借口。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

当时连毛泽东都想被留下来。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但是被拒绝。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当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陈毅看见我父亲还在,就很诧异,问他怎么还不走,陈毅说,“我的马比你的马好,你赶紧骑上去追上队伍”。父亲说,“我要留下来的。”陈毅说,“怎么要留下来了?”父亲说,“领导决定的,要我留下来。”陈毅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没办法。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周恩来 瞿秋白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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