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词必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者自成高格
2010年01月15日 17:03 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夏双刃供稿)

原标题:“小令”讲义

一、正名

何谓“小令”?词是配“燕乐”的,在“燕乐”中,“令”是“曲破”中的节奏明快的一截,如果尤为明快精炼,就是“小令”了。词牌明言是“令”的有《三字令》、《调笑令》、《十六字令》、《采莲令》、《留春令》、《如梦令》、《唐多令》、《解珮令》、《百字令》等(其中除《百字令》是“大令”外,都是小令)。就歌词部分而言,却很难区分得那么清楚。清代毛先舒认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填词名解》)。王力在《汉语诗律学》中则认为:62字以下的为小令,以上的为慢词。可是,读词时数字数是多么煞风景呵!因此,我觉得不如如此划分:平声韵的,以《风入松》为界限,大概短于《风入松》的便是小令;仄声韵的,以《离亭燕》为界限,大概短于《离亭燕》的便是小令;平仄互叶或转韵的,大家可自己感觉。《风入松》76字,《离亭燕》77字(一说72字),虽皆长于62字,但其多为六、七字句,单句字多,而通篇句少,显然是急唱急转,乐声急促,与多为四五字句的、轻挑慢拢的慢词显然不同。

词有很多别名,但都有毛病,比如“诗余”太贱、“琴趣”搭配错误(据凌廷堪《燕乐考原》称:“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乐之,则燕乐之原,出于琵琶可知”)、“乐府”太宽、“长短句”不科学、“曲子词”太俗,“语业”太怪,“歌曲”太傻,等等,因此干脆就叫“词”。具体到亚体裁,“慢词”很贴切,“(小)令”则是个音乐名词,用来定义一种诗歌体裁,实在不够严谨。因此,我给“小令”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诗诗”。原因有三:第一,自“五言腾踊”以来,文人的诗就很少有杂言的了,因此李白偶然来点杂言就被惊为天人,但是别人没有李白的天纵才华,画虎不成反类犬,乱写杂言容易变成散文。小令作为词的一种先发形式,她依声而制,补充了这些诗人的某种失落,是一种灵感,是“诗中的诗”。其二,小令精深隽永,一字千金,如逡巡女伴,故可小字“诗诗”。其三,愚以为词中的豪放风格始自花间集之李珣(参阅其《渔歌子》数阕),但只是小荷尖角,不成气候;直到北宋,词非婉约,亦必香艳,而此期皆为小令,因此改“小令”为“诗诗”最得其心。

二、溯源

小令是词中的前辈。因为在小令盛行的五代时期,尚且还没有什么慢词。北宋庆历间翰林学士聂冠卿的《多丽》,算是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慢词佳作,而第一个大量填作慢词是当然是柳永。然而最早的小令则可上溯至隋炀帝时代的《河传》,可见小令的源起便是词的源起。宋王灼《碧鸡漫志》卷四云:“水调《河传》,炀帝幸江都时所制”。《花间集》卷七有孙孟文《河传》四首,其一云:“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偎依绿波春水,长淮风不起。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其二云:“柳拖金缕,着烟笼雾。濛濛落絮。凤凰舟上楚女,妙舞,雷喧波上鼓。龙虎战分中土,人无主。桃叶江南渡。襞花笺,艳思牵,成篇,宫娥相与传。”内容正是描述隋炀帝开河游幸之事,并且还提到了这些曲词的流传方式,即“宫娥相与传”,是国破之后宫娥们传出来的。

词最初是配“燕乐”的。“燕乐”是一种宴会音乐形成于隋唐时期,其主要成分来自西域,如龟兹乐等等。西域音乐应该从五胡乱华时就陆续传入中土了,到隋朝应该已相当发达了,唐太宗、唐高宗以至于唐明皇搞的那些文会和音乐会,隋炀帝一样也搞,兴许前者还是跟后者学的。“

三、境界

王国维语:“词必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又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更云:“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王氏认为自己的境界说超越前人,并为之沾沾自喜,其实有些五十步笑百步。因为王氏只知道有境界的存在,并竭力探索了境界产生的原因,却不知境界产生的历史根源,因此只能推说是“无迹可求”、“不可凑泊”,于是坠入玄学。在其下文中,王氏还每每以诗比词,以佐其“境界”之论。事实上,词与诗风格不同,如韩愈云:“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情易好”,至于词则恰恰相反,朱彝尊云:“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紫云词序》)。大小晏、李后主的词,何尝是“先穷而后工”呢?仅此一点,即可知诗词不可作境界之比较。

词之所以有“境界”,与其源起有关。晋唐300年间,从西域传入中土的音乐,由于西域各国无所不在的宗教(佛教)影响,必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佛教对诗最大的影响,在于四声说及格律的发现;而佛教对词的影响,则更加深微彻底,不仅以音乐锻造文字,而且在呼吸吐纳之间无所不及。听纳西古乐之“唐朝的流行歌曲”《浪淘沙》可以明显感觉到那浓重的梵唱味道。佛教对词的影响决不应只在篇幅、格律、句读,也势必会影响到其精神内涵。比如在贝多芬《命运》的曲子下面卿卿我我是不可能的,音乐与文字是高山流水的知音。宋人尚且还能依声填词,元朝词曲渐亡,到了明朝就基本上跟我们现在一样是依律填词了,因此明清词肯定会失去唐宋词的某种内涵。唐宋词的风格,王国维却概括得极佳,就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正是佛教精神。最上品的词,正是此味。如王国维云:“后主之词,……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嫉妒荷担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王氏虽未明其理,却总能撞破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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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双刃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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