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最喜欢的才俊:宋教仁、蔡锷、汪精卫
2009年11月30日 21:16 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当时,北洋军在清廷军队中一枝独秀,良弼深知其弊,乃大力援引士官生,以为对抗。他在练兵处时,即征召各省士官生如吴禄贞、哈汉章、易廼谦、沈尚濂、卢静远、章遹骏、陈其采、冯耿光、蒋百里等数十人进京任职,以为羽翼。其中同盟会员吴禄贞在其力荐之下,得以出任第六镇统制(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成为革命党人在清军中的一面旗帜。辛亥革命中,吴与张绍曾、蓝天蔚、阎锡山等人谋划袭取北京,遂成为袁世凯的最大危险,终被袁遣人暗杀。良弼、吴禄贞与蓝天蔚(曾任第二混成协统领)因在清军中的显赫地位,被称作“士官三杰”。而北洋系与士官生的矛盾,一直绵延到后来的北洋政府时代。如袁世凯曾征调蔡锷进京,即有制衡老北洋的考虑;而徐树铮一度成为北洋系的公敌,与其士官生出身也不无关系。(中国第三期士官生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亦称“士官三杰”,当指在校表现而言)。

袁世凯对良弼,说来也有些知遇之恩,但以良弼的满臣身份,注定不会感恩戴德。当时如奕劻、那桐这样,贪袁世凯之财,畏袁世凯之威,或明哲保身,或颟顸昏昧的满人,已是充斥朝野,良弼则独持异议,疑袁最深,反袁最力,坚称“亡清必袁”,进而组织宗社党以反袁保清。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组阁,因遭到暗杀,一度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退位,良弼当仁不让,力主准袁辞职,而由他组战时内阁,领兵讨逆。他更以宗社党名义致书袁氏,声称其若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则“愿与阁下同归澌灭”。当此之际,良弼固然有杀袁之心,袁世凯亦已按刀久矣。

但良弼虽忠于清朝,却既不反对立宪,也非种族主义者。广州等地刺客频出,良弼认为若不立变,则祸在眉睫,乃力主开国会、容党人。各省起义后,民军杀满事件此起彼伏,清廷遂有搜杀汉人以为报复之议,廷议已成,良弼急率禁卫军驰诣殿前,痛陈其非,致怆然流涕、襟袖尽湿,摄政王等为之气夺,乃罢此议,京城百姓遂免一大劫。

然而就在此时,他遭到了彭家珍强有力的狙击。

彭家珍也是四川人,他老家金堂县距成都咫尺之遥,与良弼居然算半个老乡。他比良弼小11岁,生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出身读书人家庭。与良弼不同的是,良弼自幼丧父,他则在一岁时母亲即卧病在床,此后全赖父亲鞠养。其父彭仕勋是维新派,曾官费留学日本,在戊戌期间与四川尊经书院院长宋育仁合办《蜀学报》,是为四川维新派之喉舌。彭家珍受其父影响极深,与父亲的亲密关系贯穿其一生。他遵循父亲的人生轨迹,1906年于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即赴日本考察军事、购买军械。在日期间他广交革命当人,并拜见孙文,加入同盟会,从此抱定“保种救亡”的理想。回国后他即投身四川军界,在新军中秘密发展革命。1907年,党人拟在成都起义,未发事泄,多赖彭家珍在军中阳奉阴违、通风报信,挽救众多党人。因此他遭到四川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怀疑,受到暗中监视。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离川赴滇,在滇军中继续革命活动。此时已是宣统元年(1909年),距云南起义不过两年之遥,因此他也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期他父亲屡次敦促他回川成婚,他皆回信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彭家珍赴滇的另一原因,应是得到云贵总督锡良的援引。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即赏识彭氏父子的才具,彭家珍得以赴日考察,也由锡良一力促成。锡良于1907年春调任云贵总督,至宣统元年春奉调东三省,彭家珍亦于翌年经越南、香港走海路北上关东。东北是当时革命党人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吴禄贞、蓝天蔚、张榕等人皆以高级军官身份,先后在此经营,与关内之张绍曾、王金铭、施从云等互相呼应,革命氛围十分浓厚。彭家珍来后,即成为东北革命党的中坚之一。他先是以奉天讲武堂队官身份,吸纳商震、程起陆、李培基、张揆一等加入学兵队,积极发展干部队伍。不久他转任东三省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利用职务之便,与滦州革命党人互通有无,充分利用铁路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朝廷有一大批购自外国的军火拟由京奉路运往湖北前线,押运官正是彭家珍。他即密电时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嘱其扣留军火,张照办不误,并借此逼得朝廷宣布宪法十九信条及特赦革命党人。之后,彭家珍又积极策动王金铭、施从云发动滦州起义,可惜起义旋踵而败。彭家珍在东北的影响力,连袁世凯都有耳闻。袁曾感慨道:“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多出彭家珍之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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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双刃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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