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也曾赋诗一首:“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在民众极少参与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进步？又对当时的民众和未来发展创造了多大的福利？这无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的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民治”时代，但并没有达成一个“民治”时代。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为辛亥革命欢呼之前，后人们最好还是保持冷静。

西方记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这只有袁世凯才能带来。即便是孙中山及他的同志也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袁世凯的“声望”，不仅在于他当时掌握了最精锐的军队，也在于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由此，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对于一场突发的、无序的革命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果吗？

曾几何时，民国的建立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它仍旧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死亡。而当年的那些革命党人都是些“一次革命论者”，当他们把原有体制摧毁并试图搭建一个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楼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当老百姓没有从新生的民国中获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时（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原因），难怪他们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

袁世凯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并不理解也不赞成革命党人所提倡的现代民主制。在他的心目中，当时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君主制，在局势已乱、南北谈判之初，袁世凯退而求其次，坚持保留君主立宪，并主张国体问题应以国民大会的形式加以解决。袁世凯的想法固然是一厢情愿，但民国初年内阁的频频更换和国会的种种纷纷扰扰也同样证明，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必然导致水土不服，中国的问题还需要从自己的根本和传统上着手。

袁世凯也许是对的，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即使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也未必能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袁世凯称帝，是因为中国帝制的土壤太肥沃了；而当民国陷入到各种困境之时（譬如外交与边疆的危机、地方的不服从、民众的冷漠等等），袁世凯便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缺少一个皇帝。既然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当时其实只有两权，民国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坐冷板凳）搞不通，袁世凯只能乞灵于老祖宗，要搞一个政府、一权专制了，结果搞着搞着，就只能继续往帝制的道路上走了。

中国古代向来就有“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传贤”的成本太大，弄得最后必然分崩离析，国不能安，只有传子才是个简单可行的制度，在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后更是趋于完美。“传贤”这种制度，说白是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一种“竞争上岗”的制度文化，但它的运行成本却不是农业社会所能承担的。

在民国后，皇帝被推翻了，“传子”已无可能，但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仍旧是传统的经济结构，传统的社会条件，举目望去，全是愚民，民众既无主动参与之意识，也无参与之冲动，更无参与之行动，如何能支撑起这“竞争上岗”的运行体系呢？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在这种非继承制的专制结构体系下，领袖的权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最终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之中。由此，袁世凯想到了称帝。

但是，称帝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吗？

在辛亥前，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民智未开，国体不可轻变，走君主立宪的渐进改良道路才是中国的首选。可惜的是，当时清廷和革命党都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袁世凯要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尽管也是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却发表雄文驳斥说，帝制无论如何都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就好比扔进猪圈后被践踏的佛像，它已经无法再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因此，帝制是不必要的，而且它也丝毫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

梁启超的意思是，帝制一旦被共和制打破，破镜就此难圆；即使再恢复，也难以产生神圣与威严的效果。可惜的是，袁世凯并没有梁启超话语中的深刻含义，弄到最后是身败名裂，为天下笑。

袁世凯的悲剧证明，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到最后终究是一场空；而袁世凯的失败，事实上也是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警示牌，尽管后来某些独裁者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袁世凯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皇帝，但没有人再敢提“称帝”二字。

一个产生伟人的时代，同样需要游戏规则，更需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便要受到惩罚。袁世凯的失败，就在于他太露骨的违反了已为当时中上层人物所公认的共和规则。

但我们同时需要铭记的是，袁世凯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作为传统独裁专制体制下的领袖，袁世凯具有如此大的作用与能量，以至于他个人的失误往往会带来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灾难，之后的军阀混战和外侮侵略也都是因此而起，在整个民族的悲剧面前，袁世凯能辞其咎乎？

刘忆江先生在《袁世凯评传》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袁世凯的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所谓“行百里半九十”，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袁世凯大概就是最好的例证。毕竟，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无法翻案也无案可翻，评价稍好的如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社会转型期间的不幸产物”，评价不好的是千夫所指的千古骂名，这一点都不算过分。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放言》诗，其大概意思是说:周公这样的大忠臣，也有被流言中伤、被大家怀疑的时候；而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有装模做样、收买人心并被大家称赞的时候。如果未等真相出现之前他们就死了，那么古今天下的忠奸又有谁能分得清呢？

但是，一味的指责古人对现实其实是于事无补，毕竟是人就会犯错误，不带有一点个人私欲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后人们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责古人呢？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也未必比袁世凯做得更好。袁世凯是称帝了，但后面搞独裁的人层出不穷，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哪个不是土皇帝？难道骂了袁世凯，便可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么？

所以，笔者认为，写历史、读历史，多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过度的神化或丑化，其实都是将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世凯虽然“遗臭百年”，但后人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在如今开放与多元化的今天也不为过。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历史的可笑之处便在于，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本可以成为拿破仑，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他，却最终选择做了袁世凯。

在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暴卒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它的明天会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