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陈云人地生疏，加上他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四川成都指挥“围剿”红军。四川境内军警特务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落入敌手。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在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党组织特地安排了既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席懋昭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灵关小学校长。同时，党组织还为陈云安全出川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

那天细雨蒙蒙，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装后离开队伍，准备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再奔成都和重庆。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军，他们由小道向荥经县进发。没走多久，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浑身是泥，神色慌张，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原来这个人原是荥经的一个地主，当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县时被红军抓获。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帮陈云他们安全通过荥经县。于是红军便把这个地主押往灵关村，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村后故意让他逃跑。陈云明白这一计，看见这个“教育局长”赶上来，就对席懋昭使了个眼色，席懋昭心领神会，于是假装亲近主动与“教育局长”搭话。席懋昭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的追捕而逃跑的。这个“教育局长”发现竟遇到了和自己“同命相连”的人，十分激动，对席懋昭的话信以为真，还向陈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来，三个人决定结伴而行，一道去荥经。上路以后，陈云才发现，原来这个“教育局长”同一路上的民团很熟悉。所到之处，民团都对他很客气，特别顺利地就放行了。第二天，他们便顺利地到达荥经县。之后，陈云就以江浙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继续前行。

为什么化装成商人呢？因为陈云对商人这个行当比较熟悉，熟知这里面的玄机，必要时，也能满口行话，加上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因此，化装成商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席懋昭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人又非常机智。因此，他们二人顺利地通过了雅安，几天后又平安地到达了成都。

当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曾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要人陈云会来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看到信后十分震惊，一方面他对陈云的勇气和胆略由衷地感到钦佩；同时也为陈云在成都的安全而感到担忧。胡公著告诉陈云，成都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胡公著先生的忧虑和担心，陈云是能够理解的。当时的局势的确很紧张，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严加防范。他还在成都市区增加了许多岗哨，任何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整个成都已经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深知成都实在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在当地报纸的一处极不惹眼的地方上刊出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启事。启事的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也是根据事先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来到重庆后，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安排席懋昭在旅馆里等着，自己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随后便在刘叔禹家安顿下来。刘伯承的母亲对陈云嘘寒问暖，全家热情地招待了陈云。十几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陈云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只身前往上海。上船前，陈云紧紧地握着席懋昭的双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席懋昭也笑着说:“好，我到时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请多多保重！”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东行，陈云心潮难平。新的艰巨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行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滚滚的江水犹如陈云此时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冒险恢复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

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