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看作消费事业到“第一生产力”、“四化”的关键，从批判“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实施，再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在新中国演绎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

“中国科技事业60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知识界都是挨整的对象，1978年科学大会才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吴明瑜，亲历了中国科技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吴明瑜出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他，仍关注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日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吴明瑜坦言:中国科技发展这60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十分不易，要倍加珍惜。

五个阶段与三次飞跃

回望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吴明瑜明确地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5年底全国知识分子大会召开前，为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创建时期。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对外办公，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中国科技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1956～1966年，这十年是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制定和执行的十年。单从中国科学院来看，称得上是辉煌的十年、黄金十年。这一阶段，取得了“两弹（即原子弹和导弹）”等重大科技成果，是中国科技的大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1966～1976年“文革”时期，这是中国科技遭到全面的严重破坏时期。

第四个阶段:1978年3月到上世纪末的20年，这期间，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各行各业开始了拨乱反正，科技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科技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空前的新发展。

第五阶段:2005年至今，以胡锦涛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标志，中国科技事业开始了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

自中科院成立始，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跌宕起伏。作为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吴明瑜认为，“中国科技有两次大的飞跃，可圈可点，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飞跃。”

吴明瑜把世界科学技术形象地比作“科学殿堂”。他说，中国科技的第一次飞跃是1956年制定和实施“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它使中国科技事业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相当于踏进科学殿堂的门槛”。第二次飞跃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至本世纪初，这期间，中国的科技事业虽然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有了较大的新发展，但只是“徜徉在世界科学殿堂的庭院之中”，从总体上看尚未登堂入室。“当今时代，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如果实现了这第三次飞跃，那才真正可以说我们的科技事业在世界科学殿堂里‘登堂入室’了。”

“已经沿着正确的道路启程”

旧中国科技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的局面，科研机构零散，优秀的科研人员凤毛麟角，大量的科研领域处于空白状态。1956～1966年的十年间，中国科技上了一个大台阶。吴明瑜说，经过十年的发展，尤其是“12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有布局。虽然门槛低些，规模小点儿，成果少了些，但各领域都开始了工作，而且我国还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从事现代化科技课题研究的科研队伍。”

史料显示，到1956年，在侨居国外的大约5000名科学家、留学生中，已有近3000人冲破种种阻力，陆续自海外归来。至1966年，仅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就达118个，科技人员约2.5万人。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2年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了以中国科学院为龙头的中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缩短了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也使得在科技事业遭到破坏的“文革”时期，科技领域仍能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3月3日“实践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并试航成功；1973年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等。

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支持，一方面也得益于“文革”前十余年我国科技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科研积极性。此后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的政策，包括鼓励适龄青年出国留学，财政部每年拨专款支持等。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邓小平曾马不停蹄地参观美国的大学、大公司。邓小平认为，科技的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上，科技要发展，基础在人才，要派年轻人出国到发达国家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吴明瑜是邓小平访美的随团人员，令他印象颇深的是，“邓访美后，中国就开始了历史上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时代。已有事实证明，开放留学的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并继续起到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到2006年全国累计有106.7万人赴108个国家留学（其中大量的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归国的有27.5万人。大批回国留学生已成为科研、教学和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带头人。

1982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1983年国家科委、计委和经委共同组织专家，讨论制定了12项重大技术政策，后来还搞了计算机、生物技术、航空工业等技术政策，对中国的技术与经济工作的发展影响深远。

1978～1998年的20年间，是中国科技事业恢复、调整、改革、发展阶段，科研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科技政策也有了很大调整。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和1995年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支撑了科技事业的第二次飞跃。

在2006年初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首要的国家战略。同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提高到2%；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5%以上，企业将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纲要集2000多名社会各界精英智慧之大成、历时两年多时间编制完成，是1956年制定“12年科技远景规划”之后，又一个国家级中长期科技规划，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首个国家科技规划。“自主创新”是纲要的核心和最大亮点。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科技界专家表示，自主创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是国家破解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等国民经济重大瓶颈难题的战略性考虑。这不但是科技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是破解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题的战略安排。“尽管我们还存在着自主创新的基础还很薄弱、创新能力还不是很强、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一系列阻碍创新发展的问题，尽管前途并不平坦，但毕竟我们已经沿着正确的道路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