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时代:孟泰

“出铁的钟声响了，几个有经验的老工人操着长长的钢钎，朝着出铁口猛力捅去。瞬间一条金色的铁流奔腾而出。人们望着这滚滚的‘金龙’，在瞬息沉默后，突然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出铁啦！’‘出铁啦！’”

这是一位鞍钢工人记忆里的一天——1949年的6月26日，共和国的钢铁史就这样开始了。

时隔六十年后，那座曾经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等无数领导人兴奋不已的炼铁炉依然矗立在那里，它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不少。它的四周被一片充满现代气息的机器、管道所环绕，不时有穿着工服的工人和轿车从它身边经过。曾经在它跟前挥汗如雨的工人们现在都已退休，甚至不少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中大多数的后代们，现在坐在宽大而干净的操作间里监视着平静的电子显示屏……他们中有的人，还在为一个月前的一个外国媒体发布的排行榜感到失落，“沙钢都进500强了，我们没进去”。

这是2009年的8月的一天，鞍钢集团鞍山钢铁公司厂区。

60年前，“整个鞍钢从南到北，四五里地的中央马路上看不到几个人，路两旁枯草过人；架在半空的瓦斯管道都生了锈，有的还裂了缝，上百个大烟囱没有冒烟的，有的上面架起了老鸹窝，炉台上下，齐腰深的荒草里常常跳出野兔子。”再早一些年份，这里应该是另一番生产的景象，1916年，日本人在此建造了“昭和制钢所”，战败后，国民党一度控制了它，并更名为“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1948年，国民党溃败，共产党接收了这座工厂，并在年底复工。

在老鞍钢人的印象中，新中国的鞍钢是“捐起来的”。1948年末，准备复工时，当地政府主旨开展了献交器材运动。这些器材在战争年代沦落民间，有的是被偷走的，有的是被搬走保护起来的。当时政府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是“物资清查委员会”；一是“献纳器材委员会”。并颁发了《物资清查条例》和《献纳器材条例》。规定凡是主动献纳器材的，根据价值给与一定奖励，奖金的最高额相当于现在的三千元左右；凡是私自转移，倒卖或隐藏国家物资不报的，根据情节给予不同程度的惩处。

仅仅捐献还不够，最初组织起来的第一批工人还需要处处回收和拣拾散落的零件。这里面有一个人，“热爱工厂胜过自己的生命。他领着工友们起早贪黑，从地上到地下处处回收，不到两个月，就拣了足够修复三座高炉的器材。他还用破铁板搭起个小仓库，把随时捡到的‘宝贝’放到里面”，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孟泰仓库”。

孟泰的工友后来回忆说，“不论是刮风下雨，也不论是白天黑夜，孟泰跑遍了几十里厂区，抠备件、扒铁堆，小到螺丝疙瘩铜线头，大到几十上百斤的管件水门，只要有点用场，他都不放过，手提肩扛往回弄。手擦破了，脚冻伤了，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他也不叫苦，从不喊累。”孟泰成了鞍钢和全国的典型，鞍钢后来的工人为他专门竖立的铜像，立在此后鞍钢最高领导层办公的“小白楼”之前。鞍钢今天的工人说，是孟泰精神创建了鞍钢。在1949-1952年间，鞍钢累计生产生铁211万吨、钢191.9万吨，钢材109.9万吨。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钢铁厂。1952年，国家提出了“全国支援鞍钢”的口号，建设鞍钢被列为国家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以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 “三大工程”为重点，掀开了全国大规模建设的序幕。按照鞍钢人的说法，当时全国一半以上的钢铁都由鞍钢供应。

1954年，作为“一五”计划的重点任务，国家决定建立包头钢铁公司(时称五四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按照当时国家的设想，他们将和“鞍钢”一起成为三足鼎立的大型钢铁基地布局。鞍钢再一次扮演了“长子”的角色，根据当时冶金部的决定，鞍钢几乎承担了包钢和武钢最初的所有的人才培养和输出计划。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鞍钢一直都承担着两家集团的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任务。

现在，几乎每一个鞍钢工人都会用一种自豪地神气对人宣称，鞍钢与两家钢厂的渊源，尽管他们中很多年轻的工人至今还都没有去过包钢和武钢，但是他们依然会告诉每一个人，“没有鞍钢，就没有包钢和武钢，也就没有中国的钢铁工业”。

时值今日，包钢已经被中国钢铁企业排名中真正第一的宝钢收购，而武钢发展也已经超越了鞍钢，产能达到了3000万吨的规模。在过去的几年间，无论是产能、销售还是企业利润，鞍钢都已经落后于宝钢和武钢不少。

在二十世纪90年代之前，鞍钢仍然一直是中国钢铁行业的领头羊。这种“中国最大”、“中国第一”的光环从1948年开始便笼罩在鞍钢的身上，在四十多年间，这种与生俱来的荣誉感依然让他们感到骄傲，孟泰、王崇伦的出现，满足了最初的整整两代鞍钢人的虚荣心。

转轨时代:刘玠

时代很快就变了。1993年11月11日-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1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方案同时实施，改革方式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给鞍钢带来阵痛的转轨时期到来了。

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最初时期，鞍钢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国家保持鞍钢的一部分计划任务，对计划之外的产量和产品销售，为鞍钢所有。时代就这样开始变了，在原本的计划体制下，钢厂目标是“产量至上”，生产的钢材品种，不看质量，只看数量能否达到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实行转轨之后，钢厂除了完成国家的计划外，还需要自谋生路。市场突然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原来求上门来求钢材的经销商，现在开始挑剔了。时至今日，鞍钢人依然热衷于向外界讲述当年的一个笑话，当时鞍钢生产出来的汽车板卷，由于质量太差，飞边卷沿，连麻雀都不愿意往上面落，因为怕夹脚。

1994年的鞍钢，合同严重不足，资金短缺，发不出工资，高炉被停产了两座，人欠货款138亿元，欠人货款86亿元，濒于破产倒闭。鞍钢近50万人，只靠800万吨钢、600万吨材生存。鞍钢开始拖欠职工工资，甚至扣抵工资作为企业的运转资金使用。1994年以前，鞍钢职工的工资是每个月初发放，但是在1994年，工资发放的时间被滚动推迟到月底。直到现在，鞍钢职工的工资发放时间，一直保留着月底发放的习惯。在鞍钢的鞍山老厂区，一条虹桥穿城而过，虹桥的东边是鞍钢主要领导层的家属区，西边是工民区，北面是鞍钢主厂区，南面则是鞍山市区。看不到未来的鞍钢人，编排了段子嘲讽日趋没落的鞍钢:

“站在虹桥往东看，一群贪污犯；

站在虹桥往西看，一群穷光蛋；

站在虹桥往南看，一群小商贩；

站在虹桥往北看，鞍钢要完蛋。”

就在这个时候，鞍钢60年发展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出现了——1994年年底，五十一岁的刘玠空降鞍钢，担任鞍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此前一年，另外一位鞍钢人——39岁的张晓刚从钢铁研究院毕业攻读博士归来，担任鞍钢钢铁研究所钢材室副主任。

在龙春满的描述中，当年刘玠的到来是这样的:当年，时任武钢总经理的刘玠刚刚通过了相关组织的考察，原本准备担任湖北省副省长。一天，他突然接到中组部的紧急电话，要其急飞北京，当时的刘玠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实际上，经过国务院、冶金部和中组部的商定，刘玠已经被选定为鞍钢的总经理了。对于这一调动，最初的推荐人是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兼任鞍钢党委书记的吴溪淳。

1995年，刘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一个记者问道，“国有企业不改造，装备落后叫做等死，搞改造，要借钱，付不起利息，叫找死，你怎么看？”刘玠回答说，“既不能找死，也不能等死，我们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鞍钢集团前任总经理刘玠在总结时说，宝钢是国家给了近200亿元的资本金，武钢是国家给了一条1700轧机，首钢是国家给了一个产品的销售权。鞍钢是既没有国有资本金，又没有自销权，而且又是一个老企业，给国家贡献了700亿的利税，剩下的都是落后淘汰的设备。

困于资金牢笼的鞍钢，曾多次向国务院打报告，甚至直接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先后在鞍钢的报告上批示两次，第一次是:“鞍钢资本金注入的问题需要统筹良策，予以研究。”没过多久，又有第二次批示:“鞍钢资本金注入问题，看来国家计委、国家财政部难以通过。唯一的途径是发行股票，到香港上市。”这两次批示意味着，鞍钢只能靠改革走股份制的道路，到市场上融资。但是当时的鞍钢面临的是亏损的局面，整体上市根本不可能。刘玠的思路是，将鞍钢比较优良的资产打包起来，实现部分上市。按照当时的清算，鞍钢比较好的资产是:一条从日本买来的二手厚板轧机、一条从美国买来的二手线材轧机和一条从德国买来的二手冷轧机。就这样，刘玠手中握着“三条二手货”，开始了鞍钢上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