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6月25日、7月2日,本报陆续刊发了胡德平同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系列文章的前四篇,这里是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本篇回顾了耀邦同志关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如何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轨迹,并在“结束语”部分交待了写作本系列文章的缘由。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摘自耀邦同志1969年写给毛泽东同志的建言信。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五

□胡德平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四亿五千万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获得独立、自由以后,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时代性课题。这一课题破解成功,将令世人更加信服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假如像苏联那样轰然瓦解,那就是中国历史的莫大悲剧。

一、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

耀邦同志的建言信写于1969年,当时还没有勇气冲破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左”的观念。因为毛泽东同志不但非常强调“政治挂帅”,而且接受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端唯心主义观点。但耀邦同志还是有胆量,更有兴趣说出他对经济建设的思想:在对主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这个必然王国的认识已经得到普及之后,使主席关于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这个必然王国的认识也普及开来,就显得非常重要的了。

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呢?他说:主席不但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正确方针,还提出了工农业相互结合,即亦农亦工、全民办工业的伟大方针。

……这个方针不但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关系的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答了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耀邦同志认为,“亦农亦工”、“全民办工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关系的“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这条道路同样要号召人民发扬奉献精神,也同样要强调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干部积极为国做贡献,但不主张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压抑农村；而主张工农、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彼此结合,优化组合。他讲了经济,难道没讲政治吗?工农、城乡的平等地位不是政治是什么?讲空洞政治有功,干具体政治有过,如何得了?

毛泽东同志的“大跃进”思想,包含着“亦农亦工”、“全民办工业”的重要内容。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刘少奇同志何尝没有“亦工亦农”、“亦农亦工”的观念呢?

1964年8月22日,刘少奇同志在广西干部会议上就说:农村的工厂,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如果都搞成固定工,将来也不得了。……所以这些人都要实行亦农亦工。(《刘少奇选集》,下卷,p470)

有些工厂不要办在城市里面,可以办到乡下去。(同上)

城市里面有的工厂,我看也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同上,p471)

刘少奇同志还说到解放前唐山煤矿的情况。唐山煤矿历来是农闲时从农村招进临时工开坑道；农忙时临时工回家,剩下的一部分工人挖煤。他还说,我们如果这样做,职工家属也免得进城,农民也学到技术,对缩小城乡差别也有好处。

耀邦同志同意毛的“工农业相结合”的思想,也同意刘的“亦农亦工”思路。他在信中提出的“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既表明了他对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观点,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刘少奇同志的观点。硬要批一条不存在的刘邓路线,难矣。

这一最核心、最本质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除涉及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物尽其利、资源共享,国企改革,发展社队企业,消除贫富悬殊等问题外,还涉及到很多其他重要问题。

如技术问题。耀邦同志非常重视人的技术、专长。他认为工业支持农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技术支持。“大跃进”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力量不足。今后兴办起来的社队企业,就是农民学习工业技术的好场所,社队企业就可以走一条技术上由低到高、从半机械到全机械的发展之路,同时社队企业又会对国家工业提出新的技术要求,他说:正是由于联社工业的不断提高、扩大,联社工业对国家工业技术设备的需求也就不断扩大,并且强有力地刺激着国家工业技术设备不断向高、大、精、尖方向发展。

人们都知道计划经济中许多产品,都那么傻、大、黑、粗,耀邦同志提出了与之对立的“高、大、精、尖”的产品,就足以说明他对技术的重视。

再如消费问题。耀邦同志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地提倡消费,慷国家之慨。他之所以提倡社队企业,乃是由于社队和农民关系最近,企业

的利润与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都紧密相连。他说:正是由于(甲)社员能够直接从联社工业中得到利益；(乙)又能间接从联社工业支援农业使农业不断增产得到更多的收入,社员对国家大宗的轻工业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需求量也就不断扩大。

农民的消费要和增加收入挂钩,才能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耀邦同志指出,社队办有企业,农民既可以直接从企业经营中得到收入,又可以从社队企业支援农业,从而提高农业的产量,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就可以扩大消费。直到今天,这两项还都是农民的主要收入。

再如小城镇建设问题。耀邦同志在建言信的正文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在一个小注上,他留下了一段重要的文字。1969年3月5日的《参考消息》刊载了法国杂志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三大爆炸———城市、贸易和科学的大爆炸。耀邦同志认为文章对他认识“苏联的城市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写道:今天苏联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两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爆炸性的增加,对苏联制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这段文字表现了他对苏联小镇、小城的研究兴趣。我国如若出现大量的小城镇,必然和社队企业、工业支援农业密不可分。在耀邦同志的思想中,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始于何时,我不敢确定,但这一注解显然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节点。“文革”结束后,在社队企业发展的同时,他不断强调小城镇的意义和作用绝非偶然。1978年2月3日,他对一位友人说: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步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

有此思想基础,所以耀邦同志非常推崇费孝通先生对小城镇的研究。

前面几篇文章,都是从耀邦同志的建言信谈起的。所谈经济问题的核心,都是计划、计划经济、计划产品之外的问题,也可以说谈的都是非计划的商品、企业、市场、消费、交换等问题。可以说,这就是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前对经济建设的主要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东方的农业大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耀邦同志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是逐渐明确的。近日,据厉以宁老师介绍,1983年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成立过“计划体制改革小组”,他是改革小组成员,小组直接向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汇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