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五”十期，以156项工程为契机，新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些大型经济建设项目的启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方向，而且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城市进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导向的新阶段。在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城市职能的经济化、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化、大中城市优先发展以及区域城市发展均衡化等新特点，这种城市发展的变化既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为后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政权的更迭，而且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1年底，新中国迅速确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为重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新中国城市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一、156项工程的分布与新中国工业化的区域重构

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确立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导的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从而“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资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

“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进入实际施工的共有150项:“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以奠定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156项工程的分布中，中央政府根据区域均衡发展、资源分布、重点发展内地工业及充分考虑国防安全等建设原则，确定了工业化建设的区域布点安排:一方面充分发挥东北、上海等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另一方面把长江以北，包头、兰州以东地区作为新的工业基地进行重点建设。从全国来看，156项工程宏观上“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50项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按照当时沿海与内地的划分，150个施工项目中内地安排了118项，占全部项目的79％，沿海地区只占约21％。

从宏观上讲，“一五”期间156项工程分布虽然比较分散，但毫无疑问的是为了控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这些项目大多配置在原来发展基础较好的大中城市，如东北地区的沈阳、吉林、抚顺、哈尔滨、鞍山、齐齐哈尔，华北地区的北京、太原、石家庄、包头，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西南地区的成都等。

从微观上讲，为了发挥投资的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大企业经过联合选厂、成组布局，与城市建设相协调，成为综合配套的工业区。由表1可见。156项工程主要成组分布在新兴工业区的核心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城市中。其中，在18个重点城市里布点了88项，这18个城市是:北京、包头、太原、大同、石家庄、西安、兰州、武汉、洛阳、郑州、株洲、沈阳、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富拉尔基、成都。仅这18个城市的88项工程就占150项实际施工工程的58％以上。

同期，为156项工程配套的694个限额工业项目也以城市为基地开工建设。1954年，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了“一五”计划694项建设项目的选址方案。这些项目大体上分布在91个城市、116个工人镇。其中有65％的项目分布在京广铁路以西的45个城市和61个工人镇；35％的项目分布在京广铁路以东及东北地区的46个城市和55个工人镇。这种项目分布不仅从根本上调整了新中国工业化的空间取向，而且为中国城市尤其是内地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工业化建设，使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从解放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近一个世纪，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到1957年，新中国先后建成了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8大工业区: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区；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工业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业区；以郑州为中心的郑洛汴工业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工业区；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工业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工业区。旧中国约70％的工业及工业城市密集于东部沿海地带的畸形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一五”时期多类型工业城市群体的兴起

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重工业战略的选择、工业类别的组成、工业化的区域布局、基本建设的原则、工业的项目规模等因素，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动力、方向、性质、技术及城建方式、地域结构、规模结构等一系列的基本因素。城市建设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历史上无计划、分散建设进入了一个有计划、按规划重点建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正式揭开了有序建设和重点发展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新篇章。

这一时期，在“为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城建方针指导下，全国城建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许多消费性城市逐步改建成生产性城市；许多旧工业城市得到根本性的改造；许多新工业城市已经建立起来；很多原有城市得到了发展；不少农村已经形成新的城市或工人镇；辽阔的国土上诞生了一大批工业城市和初步建成了8大新兴工业区。

1954年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从属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速度必然要由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来决定”。因此形成了围绕156项工程及694项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的工业城市导向的城市建设新模式。“一五”期间，随着工业建设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的飞跃发展，全国的城市建设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及苏联专家的大力帮助下，得到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重点建设，新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了第一次城建高潮。

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新中国不仅迅速建成了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而且还初步形成了多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尤其是重型工业城市及综合性工业城市的成批出现，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发展的基础。如煤炭工业城市--大同、阜新、本溪等；三大钢铁工业城市--鞍山、包头、武汉；有色金属工业城市--抚顺、吉林、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三大化工工业城市--吉林、太原、兰州；机械工业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洛阳、武汉、株洲、西安、兰州、成都等；石油化工城市--兰州、抚顺等；煤炭钢铁城市--抚顺、本溪等；综合性工业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太原等；五大新兴纺织工业城市--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森林工业城市--伊春；造纸工业城市--佳木斯；医药工业城市--石家庄等。以重工业为主体的不同类型工业城市的兴起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

工业城市聚集区的形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城市大规模发展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此时除沿海老工业城市迅速发展、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外，城市工业投资重心和新兴工业城市发展也进一步由长江中下游地区北移至东北、华北地区，形成沿哈大线包括鞍山、抚顺、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在内的重工业城市发展中轴线；河北、山西以及沿京广线中北段、陇海线中西段，包括北京、太原、大同、石家庄、包头、洛阳、郑州、西安、兰州等城市在内的华北、西北工业城市聚集区；同时还形成了以武汉、株洲等城市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城市聚集区和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工业城市聚集区。

内地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的初步建成，在为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构建了初步基础的同时，也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个具有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增长极”，这就为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建构了较为坚实的基地和载体。因此，156项工程带动的工业现代化不仅促进了具体城市的进步，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城市体系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