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开始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合作，撰写词学专著《灵溪词说》。从1982年至1986年的5年间，先生撰成论文23篇。1987年《灵溪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词论，但在体例、写法和立论阐释上，都有所创新。尤其在体例方面独创一格，将以往的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各种体裁的内容熔为一炉。每篇开头，先用一首或数首七言绝句撮述要旨，以醒眉目，然后再附以详细的散文说明。书中每篇文章按论述内容之时代次序编排，可见词史发展之脉络。其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近有研究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时指出:“缪钺、叶嘉莹的《灵溪词说》虽然是作家专论的合集，但因将唐宋词人一一论述，论述中又注意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承继关系的寻绎，实际上是一部高水平的唐宋词史。二位作者学力深厚，方法新颖，因而新见迭出，常有发人深思之笔。”《灵溪词说》撰成后，先生与叶嘉莹教授继续合著《灵溪词说续集》，评论的词家由唐宋下移至明清，在1987年至1991年的数年间，先生撰文12篇，结集以后，以《词说古今谈》为名，由岳麓书社在1993年出版。在这两本词学论著中，先生保持了从词人的创作心态及艺术风格揭示词的特质与词人之词心的治词特色，以望九高龄为中国词学研究献上了他一生凝聚的心血。有学者这样评价:“粱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而“不专搞词学”却又正是成就先生词学名家精深造诣的一个因素，值得一析。先生治的范围以及成就，已如前述，正是因为先生对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均素有研究，学养深厚，才使得先生在治词时能视野开阔，论证左右逢源，时有精邃之新见。而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的深厚造诣，也使得先生能深入体会古人创作的甘苦，细微体察古人作品深蕴的内涵，于空曲交会之际理解古人的词心，在论诗、论词时言人所未言。先生曾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称美朱先生治中国文学“兼能考证、批评与创作，故无一偏之蔽，而收交流互通之益”，认为“此其所以为通人之第一点。”若以先生一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来衡定，亦庶几可谓臻于“兼能考证、批评与创作”的境界。然而，尽管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倾注了一生心血，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先生晚年一再表露他希望招收指导宋词研究博士生的心愿，但由于当今文史学科之隔，先生最终没有机会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如今回想起来，这恐怕并不仅是先生个人的遗憾。

除丰硕的治学成果外，教书育人是先生对社会的另一重大贡献。先生以教育名家，一生都以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荣，常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先生善于因材施教，乐于提携扶持后来才俊，从中学到大学，受先生教育影响而在各学科卓有建树的学生很多，而先生的教学艺术，也经过近七十年的锤炼臻于炉火纯青。总结起来，先生教学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不仅传授知识，阐明理论，更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怀疑探索之精神。通过文史课程的讲授，在介绍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的同时，让学生感受古代贤人志士的高风亮节，增强其社会贡任感。第二，特别讲求教学艺术，以增强感染力。现今不少年过花甲的学者，至今犹能回忆起当年听课时如沐春风的生动情景，对先生在讲授过程中表现出的超常记忆力，也极为叹服。80年代以后，先生除有时为本科生讲授专题外，主要承担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他对门下弟子明确提出三项要求，即为人耿介、治学谨严、作事勤敏，教育学生正直、坦诚，不曲学阿世，媚俗取容。除了思想上的严格要求，先生培养学生还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他形象地譬喻说，做学问若不是先切实读书，打好基础，而是急于找题目，写论文，“就象在温室中培养植物，可能见速效，开几朵花，但再继续多开就不容易了。至于生长在平原广野深山大泽中的花树，经过日光的照晒与雨露的滋润，虽然生长得慢一些，但根深叶茂，经受风霜，可以开放无穷的花朵，结成丰硕的果实”，这就是苏轼所说“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未”的道理。先生晚年为研究生讲课，所授内容，并不仅限于专业和论文写作一隅之地，而是博涉古今中外政治、思、制度、文化。从这些讲授中，学生领悟到何谓通古今之变，以及作为一名杰出学者所应具备的眼界和胸襟。由于先生的学识品格和身体力行，教书育人成果突出，1989年荣获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先生主要的业余爱好是创作旧体诗词和书法。先生在二十岁时已有工诗之名，在以后七十年中，先生虽历经播越，南北流转，但读书治学授业之余，不废吟咏，对诗词之道，始终情有独钟。由于深湛的学养，过人的禀赋，加之潜心研究，博采名家，先生所建构之诗词境界，非常高迈幽远。先生常说，好诗应兼有唐宋诗之长，既有情韵，绵邈幽深；复具哲理，曲折峭拔，相互融合，可创新境。而对于词，先生特重其空灵蕴藉要眇宜修之婉约本色，曾以诗概括其优美之境:“论词拟悬最高境，奇气灵光兼有之。玉宇琼楼绕远想，斜阳烟柳寄幽思。由来此事关襟抱，莫向蛮笺费丽辞。察物观生增妙趣，庭中嘉树发华滋。”可谓深谙词中三昧。先生诗作中的近体诗，乃是以宋人之骨而兼唐人之韵，又透入其学者的器识涵养与特有之孤高清介气质，因而富于沉郁顿挫之致，疏丽清秀之美；古体诗则更多受到陶渊明、杜甫那种深挚真淳、直书胸臆的诗风影响，工拙皆忘，朴质无华。由于质性所近，先生在创作中，尤喜采用传统的倚声之道。其作主要宗祖两宋，如先生自言:“小令取法秦观、晏几道，慢词取法周邦彦、姜夔，并兼采他家之长，蕲向深美闳约。”特别到晚岁，先生多历世事，深干哀乐，对两宋词风的熔铸愈见精醇，所作如《鹊踏枝》（“谁知兰成心独苦”）及《风入松》（“去年今日共寻春”）诸词，寄托深远而浑融无迹，在艺术审美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层次。上世纪90年代，先生将自己平生所作，手订为《冰茧庵诗词稿》3卷，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由于校对不精，印出后舛误甚多，出版社发现问题后，虽决定停止发行，但已有部分流入坊间。先生泉下有知，恐当为之叹息。先生亦精于书法，在《自传》中自述:“我亦喜书法，临摹碑帖，见异多迁。初学书时，摹柳公权、赵孟頫，后转而学魏碑，独喜《张黑女墓志》。至于小楷、行书，初学赵孟颗，后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草书则摹孙过庭《书谱》。中年以后，致力于智永及初唐欧、虞、褚、薛四家。晚岁则喜摹文征明小楷及行书。平生作书，以萧散秀逸为宗，服膺黄庭坚韵胜之说。惟自愧读碑帖多而临池功少，胸中所蓄不能达之于笔下。”有论者认为，先生的“书法颇得学养之助”，“而缪先生当千馀年后，其诗文书法皆能得魏晋之髓，若非其学养至深厚，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可以一提的是，长期以来，先生对要求其赠送书法作品或请他为书刊题签的个人和单位，几乎从未拒绝过，而且每次都是一再试写，直至满意才送出。

先生年登九秩之际，饶宗颐先生曾在贺辞中称先生为“词坛尊宿，史国灵光”。先生去世以后，周一良先生曾撰一联，高度概括了先生的学术成就，谨录于下，以为本文之结语:

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

诗词并美，灵溪妙谛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