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论述对中外古今观照融通，不囿陈说，独运睿思，可见先生研究西学之学术素养和水准。此后数十年间，除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撰写了《郭斌龢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外，先生没有再发表过有关西学研究的文章，但阅读西学之书的习惯却一直保持到晚年(从50年代开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曾很努力地阅读地马列及苏联学者的著作)。80年代，杨联升教授从国外给先生寄来了一些西文书，国内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西方理论书籍，先生在阅读上甚为用力，一些理论方法如接受美学、诠释学、意识批评、法国新史学派的某些观点等都曾被先生不著痕迹地运用于晚年撰写的论著之中。

抗战结束以后，先生因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之故，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的范围涉及此一时期的政治、学术思想、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和历史人物，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北朝之鲜卑语》均有创新之见解。其中《清谈与魏晋政治》为先生在魏晋史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针对传统的清谈误国论，先生以缜密的文思，精核的考辨，清疏隽雅之文笔，辩驳清理旧说，对魏晋清淡之性质、特点、不同发展时期与政治的不同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指出清谈政治在东晋时所起到的安内攘外之作用以及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清谈派理想之政治家形象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其文体现了先生治史的识见功力，为以后学人在此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及至上世纪末，此文作为学术经典，收入王元化等主编的《释中国》一书。《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是建国以前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文章从对东魏北齐历史上几次重大政争的分析入手，通过深入细密的史实考辨，揭示这些政争后面所隐含的矛盾冲突的历史真象，并从体现先进文化的汉族士大夫改良朝政的失败，说明了高氏政权不能解决其境内民族融合的重大问题，故为北周所灭乃有以然也。其文运用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阐述之民族观，而对史家研究较少之北齐之政治与民族进行了透辟独到的探索，其研究结论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佐证和补充了陈先生的观点。1962年，先生曾将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14篇论文编为一册，名《读史存稿》，次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国内外研治魏晋南北朝史者非常熟悉的专书。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先生更多瞩意于魏晋南北朝文士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指导其博士研究生运用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撰写了论述魏晋诗人与政治的学位论文，自己也发表了如《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人生可贵是真情――读陶渊明<归去来辞>札记》等文章，并撰写了关于谢灵运的一系列札记。

编撰古人的年谱、传记是先生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先后编撰了鲍照、王粲、颜之推、颜延之、魏收、杜牧、元好问等人的年谱，为陈寿、颜之推、杜甫、杜牧、史达祖写过传记或评传。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推《颜之推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和《杜牧传》、

《杜牧年谱》。《颜之推年谱》为创新之作，因资料详尽，考证精当而常为研究者所称引。《元遗山年谱汇纂》综合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李光廷四家《元遗山年谱》，取长补短，拾遗订误而重新编写的，其中特别详述遗山著书论文之意见及其生平交游事迹，以见当时文坛风气。钟山书局在1935年，以《国风》半月刊第7卷第3期、5期专号的形式出版，为先生所发表的的第一部专著。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元好问全集》，主编姚奠中征得先生同意，将《年谱》作为附录收入《全集》，并在该书《前言》中说“缪钺教授《元遗山年谱汇纂》发表于1935年，荟萃了诸家年谱之长，足资参证。”可惜因编者迻录之误，致使其错讹甚多，实为遗憾。《杜牧年谱》之初稿完成于1940年，同年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其后又旁稽群籍，校订疏误，弥补缺漏，于1964年重新写定，“文革”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刊行。在《年谱》的基础上，先生还写成了《杜牧传》一书，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牧年谱》因为是开创之作，在学术界颇受重视，一些杜牧研究者认为“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颇为详备，对研究杜牧及其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因为是草创之作，其中考证不免有疏误之处，尤其在诗文编年方面。故此后又有学者发表文章，进行补正。对先生在此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学术界有非常公正中肯的评价:“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科学基础的是缪钺先生。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近十年来，在缪钺先生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对杜牧作了新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杜牧诗文的辨伪和系年问题，收获更大。”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先生早在三十岁时即著长文《典籍述略》并发表于《国风》，显示了“考镜源流”的学术素养和坚实的文献学功底。以后在此方面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表现在对《三国志》的注释上。上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丛书，用作高校“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教材。先生承担了《三国志选》的编选和注释工作，1962年8月编成，全书约20万字，共选注纪、传19篇，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在建国后众多《三国志》选注本中，是问世很早而且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一种。首先，从选录的标准来看，除选政治、军事人物外，对那些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科技创造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以及周边的少数民族，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体现了当代学者认识三国历史的新观点、新视角。其次，全书的注释虽然在文字上力求简明通俗，但在内容上却极为精当。正因为有上述优点，所以出版之后受到高校师生和普通读者的欢迎，一再重印，至今印数巳超过数十万册。198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先生主编的《三国志选注》，注释工作由先生指导四川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马德真、朱大有、杨耀坤三位教师具体承担，先生亲自撰写了前言。该选本作为当时“二十四史”选注本中分量最大的一种，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简报》1985年第141期发表了王而山先生的长篇书评《深人浅出，雅俗共赏――读<三国志选注>》，认为此书有几个特点:一、篇目选择的典型性；二、注释的通俗性；三、选注的学术性，指出先生所撰《前言》对《三国志》的作者、成书、旧注作了详尽的阐述，对一些学术界有分歧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学术价值看，是《三国志》研究的新成果。关于《选注》对裴松之注的详释，对前人旧注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对卢弼《三国志集解》的间有补正以及对地名考证的精确等，文中都予以充分地肯定，并由此总结说:“《三国志选注》是一部好的古籍注本”，“给进一步研究《三国志》和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廓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1987年，巴蜀书社又出版了先生主编的《三国志导读》，该书内容分为导读与选文两大部分，先生自己撰写了导读中的“陈寿《三国志》评介”一节，并指导马德真、朱大有、杨耀坤等三位教师撰写其余三节，即“如何阅读《三国志》裴注”、“读《三国志》的几个方法问题”、“研读《三国志》参考书简介”。选文部分则是从《三国志选注》中抽出五篇，加以补充修订而成。上述三书构成了先生在《三国志》整理研究方面的著作系列。配合《三国志》注释的工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先生又开始撰写研究陈寿其人其书的论文。1962年，先生在《历史教学》第1期发表了《陈寿与<三国志>》，后来《三国志选注》一书的前言，即以此文为基础增订而成。1985年，先生又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为《中国史学家评传》撰写了《陈寿评传》。在这几篇文章中，先生除对陈寿生平事迹进行梳理介绍，对《三国志》的立传标准、史料取舍、文字特色等进行评论分析之外，还特别就一些向来有争议的问题，做了深人细致的考辨。1983年，先生在(读书)第9期发表《<三国志>的书名》一文，考证辨析《三国志》书名问题。针对当时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在“出版说明”中说魏、蜀、吴三书本是各自为书，到了北宋雕版，始合为一种，改称《三国志》的观点，先生指出:这虽然是小的疏误，却有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误解。文中以《晋书·陈寿传》、《华阳国志·陈寿传》、《宋书·裴松之传》、《魏书·毛修之传》、《隋书·经籍志》的确凿记载为证，说明自两晋南北朝以至唐初，都称陈寿所著为《三国志》，其书得名并非晚在北宋之时。后来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及时采纳了先生的正确意见，将有关的文字删除。先生又曾在《书品》1991年第2期发表了《<三国志>传抄本的“祖本”》，先生在文中认为，完成于西晋时期的《三国志》开始是以传抄本的形式流传，1924年新疆鄯善县和1965年新疆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出土的两种晋代手抄本《三国志·吴书》残卷，便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传抄本。至于传抄本的“祖本”，根据(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和《北堂书钞》卷一百四“赍纸写国志”条引王隐《晋书》的记载，应是在陈寿卒后，洛阳令张泓派人至其家抄写的本子，这个本子由西晋政府正式收藏。以后《三国志》的传抄，大概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因此可以说它是《三国志》传抄本的“祖本”。上述两种出土的晋代写本残卷，与“祖本”出现的时间相距不远，很可能是从官府所藏“祖本”转抄而来。至于《三国志》的刻印本，即使是现今传世时间最久的宋刻本，在文字的存真上亦不及两种晋代写本，较之“祖本”及陈寿原稿，就更有相当的差异了。这两篇文章题目虽小，文亦不长，但均可谓言之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