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对史学研究极其投入。三女儿赵絪回忆，父亲会就一个题目思考很久。他先查阅大量资料，然后跟母亲讨论，有时通宵达旦，“父亲擅长宏观把握，而母亲会在细节上说出启发父亲的意见。”经过这些准备之后，赵俪生进入写作阶段，“他写论文都是一挥而就的，从不修改第二遍，只是在需要时改动一两个字或标点。”写好后，赵俪生把论文往信封里一装，然后孩子们迅即拿到邮局投递。而写完一篇论文的赵俪生，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得先大睡一觉，然后再休息好几天。

1946年底，赵俪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他在天津《大公报》胡适之主编的《文史周刊》上发表《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与胡适、陈垣的论文在同一版面。这篇论文成了他的学术“成名作”，当年夏天，他被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

筚路蓝缕

1949年10月，赵俪生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文不断被引用，“这是研究新史学绕不过去的一篇论文。就凭这篇论文，赵俪生在中国新史学里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兰州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说。

当时的新史学被另一史学大师向达称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赵俪生的学生秦晖说：“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使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1950年，赵俪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凭借才智悟性与勤奋，三十出头的他即跻身山大名教授之列。

初到山东大学，赵俪生就开出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为全国首创。当时高昭一是赵俪生的助教，夫妇俩全身心投入工作，寒、暑假都从没休息过。三五年内，他发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文，1954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秦晖说。

汪受宽说，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凡的影响，还在于他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其中以孙达人、孙祚民最为知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左”、“右”学派的代表，使农民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学。后者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系统化，引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前者把赵俪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反攻倒算”说，轰动一时。

1978年，赵俪生开始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这是他农民问题研究的深化。虽非“开山”，但他在这一领域20余年的耕耘，成绩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