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击期间时有凶险发生。婚后，赵俪生到山西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有一次，他和高昭一等人奉命赶往碛口，途中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尖兵报告：“敌人已超过我们前头五里，也往碛口进军。”部队不得不取消碛口之行，迅速转入山区。就这样，他们被敌人围困在王老婆山上三角地带，许久才转危为安。

1938年3月初，为保全实力，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计划遣散非战斗人员，把赵俪生、高昭一等五个知识分子介绍去延安进修。在孟门古渡口渡黄河时，赵俪生乘坐的筏子被水冲散，护送他们过河的一个侦察连长一手拉着赵俪生，一手拉着高昭一，在岸边接应的老乡指挥之下，幸得脱险。

卸甲治史

赵俪生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半路出家”。

1939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为了生计，先后到陕西几所中学讲授英语。因周围有特务，赵俪生与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通信被特务查看。赵俪生觉得“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于是开始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的过程。

为了研究史学，赵俪生开始“追补”史学基础。

说起追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31年7月，赵俪生初中毕业，名列全班第七，但数学只考了45分，这让自尊心强的他很难堪。于是，他开始“追补”数学。“我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要算90道，算不完不睡觉。”这样不到一年，赵俪生的数学已经经常考90多分了，有时甚至考满分。

从此，赵俪生养成了追补的习惯，在学习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的过程中，以及“文革”后期学习法语，他都用了“追补”的方法。

赵俪生白天要教书，就选择晚上搞研究。在陕西蔡家坡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他要讲授英语、国文两门课程。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亮到晚上10点，10点以后，赵俪生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偷偷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