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主持的国民会议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压倒了民主、自由的诉求。民族主义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阶梯。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后，社会精英审时度势，把汉族的民族主义诉求迅速转化为“五族共和”的国家主义。对一个被侵略的衰弱国家说来，这是受到广泛欢迎的转变。可是，这个转变带来新的隐忧：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还是在共和外衣掩盖下的专制国家？有没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结力量，在实践中纠正文本的缺陷，引领中国走出困境，实现自由宪政？

一代启蒙大师梁启超也被国家主义引入歧途

在当时的政治家当中，梁启超是对宪政理论领会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实际政治运作，他立即陷入冀图建构威权体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样和袁世凯沟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启超给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写信，规划未来的政治蓝图。基本倾向是力图在中国建构两党制的政治架构，体现了清醒的现代政治意识。他说：“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于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民国初年，三大政治势力在博弈：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派军政大员。

实权掌握在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手中，这些人不是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这些人追求的是富国强兵，是发展经济以及作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办新式教育，改革旧的司法体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实行宪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领导人一样，他们大体把民主、宪政理解为决策程序，不但不了解宪政的核心是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专制统治习惯随时流露。其上焉者以为民做主心态君临天下，往往在办一些富国利民的好事的同时，说不定什么时候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难以弥补的大灾难。下焉者则口诵民主共和，实则为一己私利横行无忌。怎样把这些良莠不齐的实权派逼入民主共和轨道？这是关系共和国命运的关键。

梁启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预备立宪之际，已经察觉必须和可能与袁世凯合作推进新政，显示了不计前嫌的政治家胸怀。辛亥革命后，双方都表达了合作的愿望。作为与革命派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联合无可厚非；恰当运作，有助于推动最有利于民主发展的两党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启超看到了化解激进思潮的迫切，却忽视了牵制和监督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梁启超后来组成的进步党成了依附袁世凯的参政党，甚至在袁世凯摧毁国会后仍亦步亦趋，参加了取代国会的御用机构 “政治会议”和 “参政院”。这样的参政党成了专制统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国被推翻带来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的环境，梁启超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环境，既无力阻挡激进思潮的蔓延，更没有密切监督袁世凯的施政。直到复辟帝制的丑剧闹得不可开交，他才挺身而出与袁世凯决裂。就个人而言，他仍然不失为反复辟运动的旗手；而就整个国家来说，未能阻挡这幕丑剧上演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这些行动体现了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弱点。清末新政期间，已经显露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奇怪的组合：既把宪政视为中国发展的惟一选择，又力倡开明专制，认为它是走向宪政必经的过渡阶段。他和袁世凯等开明官僚，站在同一思想底线上。这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失误，而且是20世纪中国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征。

梁启超以善变著称，其思想又是驳杂的，但在一个时段中，脉络还是清晰的。

从1905年开始，他把提倡宪政放在突出位置。与清廷把宪政摆上议事日程相呼应，他组织中国第一个以推行宪政为职志的政治团体——政闻社。他起草的《社约》所定宗旨的核心就是：“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尽管它成立不到一年(1907年10月17日至1908年8月13日)就被清政府查禁了，但它提出非常值得关注的四条纲领：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这个纲领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富国强兵论者就事论事的局限，突出地把制度变革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康庄大道，特别是把人权的保障放在中心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