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腊月28)，南京临时政府诸公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的第三天，在军务、外交、财政等难题堆积如山的状况下，居然不惜辛劳，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马屁：“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者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邵【硕】者也。”并且不伦不类地把辛亥革命与朱皇帝捆绑起来：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把接续汉族统治的传统视为一件大事，根本没有想到朱元璋残忍的专制统治与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不少学者已经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国为职志的革命派，指导思想颇为庞杂，最为统一和突出的则是推翻异族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肯定，辛亥革命过程中，对民族关系的处理是比较稳妥的，除了个别省份(如浙江)有些小冲突外，满、汉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实现了政权交替。就以浙江来说，双方在两个条件下停止了冲突：一是旗兵缴出枪械、弹药；二是“旗兵向以兵饷为生，现已改编民籍，一是断不能使之失所，暂仍照旧发给饷项”，可谓合情合理。 广东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上，由汉满两族代表共同主持会议，选出新政府负责官员和决定当前的重大措施，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在全国范围内，“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也传遍四方。

行动与语言呈现巨大反差。这既体现了各地绅商的稳健，也反映了汉族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视域太窄，没有把推进民主宪政作为行动的主要推动力。

以孙文来说，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满汉之不容”，康梁是“汉奸”，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义”，把华夷之辨作为“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报》的基调和同梁启超的《新民从报》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朱执信的话来说是：“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而这一论点的始作俑者是孙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开声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

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直接后果是这次革命没有把公民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各国民主革命的文献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1912年1月1日，孙文宣誓就职，当天发表了两个宣言：《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通告海陆军将士文》；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尽扫专制之遗毒，确定共和”的名义下，宣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等五个统一“为政务之方针”，却只字不谈公民的自由权利。后者则称：“吾海陆军将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种之大义”，“而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且发扬流衍于无极”。直到1月5日发表的《对外宣言书》，才想到用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去解释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赋自由，萦想已夙”；“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