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有好些学者认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仍然是农业经济时代是中国民主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过，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宪政制度，那时离产业革命肇始之日还有50年以上；通常认为产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150年以后的事了。美国宪法颁布于1787年，当时也是一个农业国家，两百多年来其宪政却一直运行无碍，日趋完善。中国就生产力水平来说，与近代早期的英美差别不是太大；而经过鸦片战争以来60年创巨痛深的折腾，从1901年开始，朝野上下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已经基本一致；作为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国家，经济领域也不乏契约精神。毋庸讳言，一个尚未现代化的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差别是十分悬殊的，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带和长江两岸恰好又是新型民间社会组织 (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种商会)的发源地和政治家的摇篮。

当时的迫切任务是为人的解放和经济发展寻求政治保障，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在经济本身；民主宪政受挫的答案必须在经济领域以外去寻求。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

近代世界任何一次大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都会留下一些震古铄今的文件。从1215年英格兰的 《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美国《独立宣言》、《人权法案》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标志着文明的进展。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留下的文字不可谓不多，但作为历史文件去审读，传递给后人的是什么信息呢？

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向海内外发布了《布告全国电》等十个电文，其中包含“永久建立共和政体”、实行“国民主义”，“查旧日满清流毒之由，在于政体专制太甚，民气不扬，以致利无由兴，弊无自除。亟应将全鄂地方改为共和政体”等字句，但这些字眼寥寥可数，一闪而过，不是文告的主体。连篇累牍的是光复汉族江山的呼喊：

“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

“愿我族协力同心，复黄帝衣冠之旧，执戈起义，启中华礼教之源。”

“拯同胞于水火，复大汉之山河。”“中国亡于满洲已二百六十余年，我国民而有爱国心者，必当扑灭满清，以恢复祖国。”

“深恨胡虏，非我族类”。

“……殄灭满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诛戮汉奸，以登亿万生灵于衽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

起义各省的文告，内容惊人的一致，基调都是民族主义，而且贯穿其中的是为汉族报仇雪耻的满汉对立或者华夷有别的观念。请以思想观念最为开放的江苏(包括它管辖下的上海)为例：

上海 《军政府布告》：“满政府者，乃马贼之遗孽，凡我汉族同胞必当仇视者也，……共讨满贼，报我汉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国”。

江苏都督府的大旗上写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

而在全国性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有关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烙印。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的文告中，“满人窃位”、“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异族专制”、不要“为异族效命”、“重睹汉仪”等字句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