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玺是个宝，谁都惦记着跟乌眼儿鸡似的，都想抢了去，自己把玩不够，还要一代代传下去，生怕丢失了，被人抢了去。这一丢，不但国家亡了，自家子孙的小命儿也就危险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周世宗不早死，赵匡胤怕是要作大周朝的忠臣良将了，白白惦记了。陈桥驿的晚上，夜黑风高的，老赵做了回“贼”，总算得手了。可贼吃贼，越吃越肥，难保没有第二个贼的出现？一般的办法便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下手麻利点儿，嘁哩咔嚓，削瓜切菜，简便易行，谁也说不出个什么，你小子敢腹非，切开来亮亮看！

当今第一当红老生于魁智老板的那出儿《二进宫》里面，有段二黄慢板，“君臣们设下了天罗地网，三宣韩信斩首未央。九月十三雪霜降，盖世的忠良不得久长！”这便是一般处理开国功臣的法子，从汉高祖到明太祖，泰半如此。可都杀干净了，谁替你防外贼呀？老赵没读过太多的书，却是个厚道明白人。没有搬演那出儿旧戏，却善使个巧劲儿。他“杯酒释兵权”，还对老伙计们“约婚以示无间”，把自己的老妹燕国长公主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下嫁给了高怀德和石守信、王审琦的儿子。老军头们下去了，剩下的就是制度化的问题了。

我对宋朝的建军思想有四个字的总结:贼心防贼！

宋朝初期军事制度的定型，基本是在借鉴唐末五代藩镇之祸的基础上，进行的军事制度改革。原因我们上文已经提及，改革的主要办法就是分权和集权，反正不能给你做贼的机会，省得你犯错误不是？这个制度现在看来够超前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譬如统御过严，机构层叠，造成有关部门之间，有关部门与统兵将帅，将帅之间，主将与副将之间，各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权责不明，令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很好的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其结果我们在战争结果中是看到了。真宗时代的名臣贾昌朝根据陕西四路的实际指出，“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宋史·贾昌朝传》）日后陕西宋军屡败于西夏，这个是有原因的。

每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都想革除前一个王朝的弊病，希望寻求一个完善的，能够使本朝长治久安的制度。每一个王朝都会在克服前朝弊政之后，产生自身难以克服的致命问题。没有一个王朝能达到目的。所以黄炎培先生才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如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圆周率的支配。”这就很像理想主义者的爱情，因为没有完美，所以最后只有失望。如果不想失望，只有继续这个恶性循环。王尔德（OSCAR·WILDE）说过一段话，我很欣赏，“Inthisworldthereareonlytwotragedies，oneisn‘tgettingwhatonewants，andtheotherisgettingit！”

就像本朝的太祖赵匡胤，我看他就像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完美主义者。他想建立一个崇文尚武的国家，并尽其可能地收用所有可用之人。让所有读书人去应试做官，让剩余劳动力和有剩余精力的男人去当兵，二者都由国家养着。所以宋代官老爷多得惊人，兵大爷多得惊人，所需费用也是惊人的。但是效率低下，弊病丛生。如果说宋初，这些问题还不显得过于明显的话，到了真宗时代，就开始严重起来了。我们看真宗统治的短短二十多年，其实就是宋朝的最大变局，宋朝由盛到衰，这个出发点就在此了。《宋史·食货志》对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经济的评价如下: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我们看宋朝的军事，基本可以看出“三冗”的端倪。宋代募兵，每遇饥荒，便征募大量的士兵。且不说大多数缺乏训练，水准相当低落，关键还在于朝廷没有真正的退役制度，造成了“冗兵”问题，军费除了日常工资的常项开支外，还常有恩赐、杂赐等各类名目的慰问金等。以致军费耗费掉财政开支的十之七八，大约四千多万的人口养了二百多万的军队，富弼是说了实话的，“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另一方面，朝廷还施行“恩荫”，“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则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凡达官显贵、其子孙及异姓亲属门客等，皆可任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朝莫若！再加上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录取达百人。这造成了“冗官”人数日益增多，且薪俸优厚，因而行政费用占掉大量的财政开支。我们看《食货志》里面的赤字，大概就明白凤姐儿所谓“家大有家大的难处”，是不假的。

家大有家大的难处，偏偏碰上一些个心怀歹意、不三不四的邻居，这家就更难当了。赵宋的倾覆，有人说是被与蕞尔西夏的百年战争拖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