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特权自然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士族大多拥有庞大的产业。魏晋时代，贸易相对落后，很少有商人能够累积大量财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许多古代富商巨贾，但在魏晋，依靠贸易或者工业积累巨额财产的相当稀少。当时财富的象征是土地、庄园和奴客，士族依仗特权世代积累，控制了社会的经济命脉。

这些士族的土地都不按亩计算，一般都是多少多少顷，更过分的还有按里来论的，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里地。比如江南豪族孔家在永兴修建了一个庄园，周回三十里，庄园内居然有两座山，还有果园九处！

谢灵运曾撰写过一篇《山居赋》，描写自己的大田庄：庄园披山带水，里面简直无所不有。植物非常齐全，包括各种草药竹树，他列举了里面的十六种水草，我基本都不认识。他罗列的庄园出产的十六种鱼类，其中大半我也没听过。而且庄园里面居然还有各种山禽野兽，按照他的说法，甚至还出产“熊罴豺虎”。

但他的庄园并不是一个野生动植物乐园，里面更多的还是农田果园。他在华丽的文章里没有用农田的顷数来烦扰读者，但据他说，仅仅是果园，庄园里就有五个之多—“北山二园，南山三苑”。这样的庄园关起门来，也许除了盐什么都不缺—因为我没有在文章里发现有盐井的记载。

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庄园，谢灵运却谦虚地表示，自己自奉甚薄、安贫乐道，所以守着这个小产业，也能知足度日。他用自己的生活来训诫读者：“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只要少私寡欲，就是像他这样俭朴的生活，也能过得很快乐，何必贪慕富贵呢？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被谢灵运这等有天良的话所感动，幡然醒悟，以艰苦朴素为生命之本，反正我看了是更羡慕有钱人了。

士族豪强的庄园往往囊山括湖，东晋但凡有点经济效益的山川湖泊，几乎悉数被士族豪强霸占。这些地方本来是无主之物，大家都可以去砍柴捕鱼，可是不知怎的，忽然就变成士族的私产了，大家以后再去砍柴打鱼，都得交税给他们。看上去似乎实在没什么道理，但那些士族也许会拿出一套理论来，解释说大锅饭要不得，产权改革刻不容缓，把山川湖泊变成私产是为了更好的资源整合。可惜晋朝还没有职业经济学家，否则说得还可以更动听些。

光有土地是不够的，还得有人干活。晋朝士族庄园有成百上千的依附者，这些人名号繁杂，有“奴”、“客”、“荫户”、“部曲”等等。但不管叫什么，他们都是豪强的依附者，不用向政府缴税，也不用服徭役、兵役，但是得向主人交租子、服劳役。这些人的赋税往往非常重，有的甚至能占全部收获的七成以上。这些奴客不仅种地，还要替主人盖房子、养花种树，有的甚至还要跑码头做生意，赚的利润统统上缴。

这些人被免除了对政府的责任，却多了对某个主人的义务。关于这些奴客的生活记录很少，我们已经很难推测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起自由农民来到底是高些还是低些。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奴客有多少是自愿投靠豪强的，又有多少是由于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我们能够了解的是，这些人从政府的税收网络中消失了。这些依附者的数量极为巨大，有人认为，魏晋时代依附民数量和政府控制的编户数量大致相当，还有人更加悲观，认为政府最多能控制人口的三分之一，剩下的都是豪强的依附者。

按理来说，豪强是控制不了这么多依附者的。各个级别的士族能拥有多少数量的免税依附者，朝廷有明文规定，但问题是这个规定根本执行不下去。这些士族硬是霸占了这么多不用缴税的依附者。

政府里头都是这些士族豪强，他们当然不着急核查，但是有人着急，比如皇帝。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士族豪强好比一群土匪，把属于他的东西占为己有。皇帝当然可以下诏令，规定大家从今往后不许这么干，但是怎么把这个诏令推行下去，是个很大的问题。两晋历史上，中央政府确实颁布过不少这样的诏令，也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但是却没能够真正奏效。高级政治职务都被士族把持，皇帝要通过士族推行反士族的政策，其中的困难显而易见。所以自始至终，政府顶多是半个帝国的政府，那迷失的另外半个帝国，就是那些豪门的庄园。

这是士族大姓的全面胜利，但胜利中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我们拿西方中世纪的贵族体制和晋朝士族统治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弱点所在。西方的贵族把他们的力量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上，他们的城堡、庄园是其力量的源泉，是否在国王的宫廷上任职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对宫廷政治的依赖性相当弱。但是晋代的士族则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西方的贵族背朝着国王，眼睛注视着自己的土地；而东方的士族则背对着自己的土地，眼睛注视着皇帝的宫廷。

西方的贵族成了盘踞在自己土地上杀不死的九头鸟，而东方的士族没有办法把命运寄托在地方权力之上，他们向皇帝的宫廷蜂拥而去。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广阔的庄园、控制山川湖泊，是因为他们在朝廷中的政治特权。因此他们虽然能够控制整个帝国，但却是泥足的巨人。随着时局变化，皇帝可以慢慢控制围拢在他身边的士族，但西方的中世纪帝王却无法控制分散各个角落、拥有独立权力的贵族。

士族在胜利中酝酿着自己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