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听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GMD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1 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我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