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般人来说，比如说瘦弱一点的，在受人欺负的时候，即便是对方人高马大，自己的竹竿身体不是对手，但恐怕也要象阿Q一样，怒目而视了。

但人家大儒的弟弟有着不同的精神境界，人家是这么说的:我得忍啊，我要微笑着看着对方，自己把脸上的唾沫擦掉就完了。

听听，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果全世界有一半人是这样的话，另一半人可幸福的要死掉了，他们可以随便的把那一半给欺负到他们幸福地死去。

但这样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还离人家大儒的要求相差甚远。咱们来听听，达到儒家精神极致的人是怎么说的。大儒娄师德说了:你这样哪行啊，要以德报怨啊。你擦掉唾沫，人家不白吐了吗？所以你要在给人家十块钱之后，把你的脸晾着，等着唾沫或者是带有肺结核病毒的脓痰自己干在脸上！

这就是著名的，唾沫自干的故事。

但这样的，把圣人孔子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话，也就是“以德报怨”，却实实在在不是孔老二说的。孔子的原话是这样的，有人问他，以德报怨，可乎？以德报怨可以吗？孔子反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用德来回报别人的欺负了，用什么来回报他人的善意呢？所以孔子说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别人打了你一个大嘴巴，你至少要给他一个大耳光。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道德品质低下，而是只有“以直报怨”，我们才能让那些喜欢给别人怨的人，喜欢欺负别人的人，得到教训。

可惜了，孔子这么一个挺男人味的圣人，硬是被后来的大儒，他的徒子徒孙们抽去了脊梁骨，变成了一个唯唯喏喏的二乙子（不男不女的人）。原因呢，可能是后来的大儒们，觉得一个睚眦必报的孔子太小心眼了，离他们心目中完美的道德圣人相差太远，所以他们为了维护圣人的道德完人的形象，不惜对他们的老师的话进行阉割，整出个以德报怨，来证明孔子的道德上的完美。但他们可能忘记了，他们这种行为可能是在重道，但尊师才能重道，你把尊师都给忘了，道重的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的老师的话你都敢改，你算哪门子好学生呢？你这么干，和喊狼来了的小孩子有什么区别吗？仁、义、礼、智、信，你是不是都违背了呢？你这还算什么样的大儒呢？

但这就是后来的许多儒家学者的真实面目，在孔子、孟子两位圣人之后，后世的儒家学者们大都以投机者的面目出现。

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就象有个人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叛徒和汉奸，唯独缺少的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能当叛徒或者汉奸的人，恰恰大都是后儒家文化大缸里泡大的大小儒们。因为在独尊儒术之后，你不去泡在后儒家文化的大水盆里，你根本当不了官。而这些被后儒家文化泡成官的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数或者当了汉奸（当中国被外族侵略的时候），或者是改换门庭（中国人自己内耗的时候），从而说明了他们根本做不到后儒家文化所要求的，“一臣不事二主”；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墙头草，是实实在在的投机分子，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群大混蛋。

仅以明末为例:清军入关，自山海关战役后仅三个月内，北方各地原明官吏、将军、士人，纷纷杀大顺所派官吏守将，向清廷纳降。据初步统计，就有八十余州县之多。而在清编写的贰臣传里，就记录了明降臣120人（仅为降臣的一小部分，名气太小的根本没有记录）。而且这些人大都是二进宫的，先降李自成，后降满清皇帝。

上面这一大段扯得有点远，但和本文有着必然的联系。有了这一大段，你能明白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能被有些人斌予他承受不了的伟大意义；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会成了一个伟大的壮举；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会被人称为开创了大航海时代；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会被人们津津乐道。因为后世儒家文化的腌制，让大多数人文人已经习惯了用往自己脸上贴金，来安慰我们脆弱的心灵。

咱们批评汉代之后的儒家文化，是因为这样的一段话: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儒家文化，在它诞生之初是一种期待各国强大的强势文化，但被后世的所谓大儒家们阉割成了依赖强者（皇帝、官僚）的道德期望，从而达到破格获取的目的的弱势文化。关于这个的详细论述，咱们以会有一章来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