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有人拒绝做梦

第四类应征人不愿意作梦想，反对作梦想。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陶孟和不愿回答问题，而是骂题。他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梦想有麻醉的功能。‘未来的希望’不能专靠梦想，必须依据现在的事实精细筹划。”小说家茅盾说:“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针对《东方杂志》征启中所说“甜蜜的舒适的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倘使你关门蒙被，做你孤独的梦，或者没有什么危险；倘使你不识相，觉得你的梦太有趣了，而向大众公开着，‘在这昏黑的年代”保得住不掉脑袋吗？我们的神圣权利啊！我们早已空无所有。”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引了《看云集》中的一段话，作为答案:“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和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孙伏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虱子和跳蚤，有的是刺客和强盗，还哪儿来的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杭州市立中学教员姚韵绮说:“个人连梦想也没有一点的，……挣扎在一知半解、辗转无以自存的生活苦闷中，除了眼睁睁怅望着灰暗的前途，听其自然没落，便什么想头都没有。”

四分之三世纪后再看“新年的梦想”

鲁迅在看了这一期《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中的“新年的梦想”之后，写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卷，页467-471）。鲁迅体会到编者的苦心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梦话之真”。但他认为编者“却大大的失败了”，因为他遇见过一个应征人，“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并不如此”。所以鲁迅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鲁迅也指出，“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但他接着说:“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鲁迅推崇的是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最后，他也讽刺了梦想做隐士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此人抗战时做了汉奸——作者注）、梦想做渔樵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

主编胡愈之也回忆过这一期《东方杂志》出版的前后经过。“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复业了。……王云五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都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号出版，我在这一期组织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这些文章没有骂国民党的，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清样已经打好，王云五却来找我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他马上就说:‘那就不包吧！’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他把《东方杂志》交给了汪精卫的亲信李圣五和陈恭协，由他们当正副主编。……《东方杂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失去这样一个阵地是很可惜的，后来鲁迅先生也说没有必要搞这样一个‘梦’的专栏。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如果做得更策略一些，保持这块阵地，对革命文化工作的发展更有利。”（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