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将军与古巴经济改革

如果说《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于华裔社群在1959年革命后的遭际的介绍大有值得推敲之处，那么它的第三部分“特殊时期及其他”对自1990年代以来古巴社会的演变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而这和“历史没有终结”这个主题是非常相关的。1990年代早期苏联结束对古巴的全盘经济援助后，古巴经济陷入困境，不但从1960年代早期就实行的食物和主要生活物资(包括火柴和手纸)的配给制变本加厉，有世界糖罐之称的宝岛连糖都要从拉美邻国进口。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著名专家徐世澄先生在他2004年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上的关于古巴经济的论文中详细罗列了古巴人民生活物质的配给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值得赞赏的是，《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于古巴经济困难不但没有回避，而且没有简单地归结于“外国封锁”。三位受访者之一邵黄将军甚至说他小时候看到古巴大量向外国出口西红柿、豆类和卷心菜，但革命后古巴完全依赖苏联和东欧的蔬菜，因此这个渠道一旦结束，古巴蔬菜极端短缺，给外国游客食用的蔬菜都要从海外空运。古巴飞行员称这些航班为“耻辱的飞行”。为了摆脱经济困境，领导古巴军队后备役的邵黄将军 (他也是古中友协主席)在第二号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支持下主持了有限的经济改革，号召大种蔬菜，多余产品可以在市场出售，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个经济改革首先在军队进行，因为军队有政治特权，可以试点，可以经商。这个改革的结果是有些菜农的收入超过了部长的名义工资，邵黄为此受到政治压力，被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励两极分化，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把紧缺物资(菜棚设备等材料)用来生产和国家大政方针无关紧要的蔬菜。在这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劳尔出面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说菜农的收入不可以高过部长的工资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自己是这个实验的“教父”，有问题可以找他。

对于了解古巴革命历史的人来说，这场“姓社姓资”的讨论似曾相识。1960年代早期在实行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之后，古巴立刻出现了经济困难并实行了生活物资的配给制(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当时一些经济领导人主张仿效苏联的经济改革，实行一定的物质刺激、市场机制和独立核算，保障人民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但这个主张被否定，随后发起了类似于中国大跃进和“文革”的“革命攻势”运动，企图一举过渡到共产主义。回顾这段往事，让人不禁掩卷而叹。

今天，华裔邵黄将军主持有限经济改革的勇气使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曾经活跃在哈瓦那中国城的华裔先人。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历史”——指华裔对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一个更宏大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没有“终结”，完全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