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哥萨克进攻波兰失败了，哥萨克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其自身也为革命后的新政权所瓦解。“狡兔死，走狗烹”，独立武装集团必然不容于现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是历史大势使然，也是苏联重整国防力量的必然，非如此，不可想象一个依旧倚靠骑兵突击为主要军事打击力量的国家能对抗数百万德军入侵。

巴别尔的《骑兵军》，记录下了哥萨克骑兵的最后辉煌，他恪守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忠实、客观地记录历史。

■对话·王天兵

“拼图游戏”发现巴别尔

新京报：这本书你大量运用了“苏波战争”史料，而不是传统的“文学史”的做法，为什么？这次解读对巴别尔有什么新发现？

王天兵：“苏波战争”的史料是我在对巴别尔的热爱中慢慢接触，日积月累发掘出来。这仿佛是一次“拼图游戏”，将零碎庞杂的各种信息慢慢拼接成完整的图案，最后自己也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一回事。这种发现的欣喜不断刺激我继续进行下去。可以这样说，和“苏波战争”有关的重要史料，凡是俄罗斯美国学者能接触到，我都涉猎过。我尽力避免罗列史料，不追求所谓大部头专著，而是用一种独特的结构全景式让读者不断感到洞悉历史的惊异和欣慰。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巴别尔不过是一个满口谎话、随大流但还有内疚感的卷入革命的普通人。而且，我最终发现，只能用“表演”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行为。别忘了爱伦堡曾说巴别尔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巴别尔确实是一个仁慈的人。但如果这样的人在革命中都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场革命的本质也就值得怀疑了。

这部书篇幅并不很大，但却是好几条线索交织而成。我希望读者能从中各取所需，起码能做到反思自身，反思中国。尤为重要，也很可能被中国读者忽视的是，我希望读者能由此接触犹太文化和犹太启蒙运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巴别尔，都是犹太启蒙运动直接或间接的产物。而中国的五四运动和八十年代文化复兴都太短暂了。中国恰恰需要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采写/新京报记者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