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其实，到2020年我们能把书里面这些事都做了就相当不错了，全书其实都是为实现2002-2020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来进行描述的，这个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要具有可操作性。改革的目标太大，太高，太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根本就做不了，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有什么用呢？

“突破现有体制框架”

《21世纪》：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体现了执政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您预期哪里是政改的突破口？

周天勇：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但我觉得改革的阻力都很大，比如说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怎么收钱怎么花钱，人民代表大会能不能管住是个关键，需要突破现有的体制框架。

至于现阶段能做什么，我觉得治理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是一个突破口。要着手制定并实施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科学界定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防止这些人向人民乱伸手。但如果因为部门利益阻力大，不想改，那么，创业活力不足和就业困难的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只会积累社会风险，危及社会稳定。

《21世纪》：在“行政体制改革”一章中，您提出在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可以考虑一些联动方案，比如“国务院大部制-省直管县-划小省级行政区域”三大改革的联动，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周天勇：三大改革联动，一揽子变动，一次改定，成本较低，改革的时间也比较短。

大部制、省直管县改革后下来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可在一些新设的岗位中得到消化，这样改革的阻力就大大减少。

省直管县一直在推动，重庆市、浙江省、海南省等几个省市都已经做完了，其他省份也开始做了。行政区划调整肯定是一个改革方向，我估计全国两会以后可能会启动，具体什么时候做我不清楚。我只从学术的角度考虑政府应该推动这样的改革，实际操作者会有自己的考虑。

《21世纪》：按照这样的思路，您在书中提出“政府机构改革要和预算改革相结合”，还要设立“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的新机构，为什么？

周天勇：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没有组织、人事和编制部门，还能将公务员的规模控制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建立机构和增加公务员都需要有预算，而预算是需要议会批准的。

我们认为在中国，中央一级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应该分开，进行专业分工、相互制衡，提高预算透明度。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应该扮演预算编制的角色。一些大国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但这还不是第一位的事，最关键的是政府收钱和花钱，人大要替人民看住和管好，这是最根本的，也是人民民主政治和当家做主最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