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原则，可操作性”

《21世纪》：《攻坚》一书中，您多次提到中国政改要遵循“务实的原则”，您也提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周天勇：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曾提出过一些激进改革的主张，我觉得这些主张可能同中国国情不相符。保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大前提。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人口多，民族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还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二元结构转型时期。我们的社会结构在剧烈变动之中，这样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走激进改革的道路，风险很大。

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的改革，现在来看也有成功的，但它们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且国家面积小、人口少。而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和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发展看，在它们高速发展和城乡结构转型时期，也实行了政治相对集中和经济自由化的体制和发展模式，这才使它们的经济高速成长，进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中国过去30年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经济增长方面令世界瞩目。与之相对照的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却没有多少成功的，许多国家政变不断。我们自己走的这条道路是务实的，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必须以此为根基来设计、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21世纪》：书中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需要60年左右”，其中，2002-2020年这一阶段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三个子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权力制衡机制建立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您是如何考虑这样改革的先后顺序？

周天勇：这是按照轻重缓急来划分的，先做迫切的事情。首先要解决政府的问题，比如大部制，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乱收费和乱罚款的问题，财政预算的问题，这些都是关键问题，要赶紧推进。而像人大、政协领域的改革，如代表专职化，马上改过来也不现实，只能逐步调整到位。

公民社会之所以放在最后，我觉得要随着老百姓素质的提高，随着人大、政协、司法的完善，才有条件推进。如果在公民素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将公民社会、民间组织自治放得太开，也会出现一些风险。

《21世纪》：在书中提到204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成“中等发达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比较笼统，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