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到达他国外流亡的最后一站——墨西哥。托洛茨基的生活刚安顿下来，莫斯科的第二次审判就开始了。这次的被告有12人，缺席的托洛茨基仍是主要被告，其罪名是与德国希特勒、日本天皇签订了反苏反共的正式协议。尽管托洛茨基极度疲劳，发着高烧，仍不知疲倦地投入“战斗”。他向斯大林提出引渡自己到苏联去出庭申辩。他和秘书们日夜加班，整理批驳文件，回答外界和报刊的疑问，工作繁琐恼人，使他在这段时间里常常发脾气。

不久，一个噩耗传来，托洛茨基的儿子廖瓦由于术后感染，在巴黎逝世，年仅32岁。廖瓦的死，对托洛茨基夫妇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逝去，使托洛茨基加速衰老。

1939年初，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的远郊偏僻地段租下一栋房屋。但不久听说，格伯乌(当时苏联国家情报安全部门的简称)有可能买下这座房产，以迫使房客离开，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将这座房屋买了下来，并整体加以改造，增高围墙，建起一座瞭望塔，安装报警器。有消息传来，苏联格伯乌已决心用一切手段从肉体上除掉托洛茨基。此外，托洛茨基携带的档案安全也是他的一桩心事。他开始与美国的大学联系出售这批档案。1940年初，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以1.5万美元买下档案。其中一个条件是，40年后才能公开，使与他曾有通信来往的人“免受迫害”。

二

1940年初，也许出于对年老体衰的忧虑，或许出于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某种担心，2月27日，托洛茨基立下自己的遗嘱。

在遗嘱中，托洛茨基反驳了斯大林对他的种种指控，又说：

“在我43年的自觉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其中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了整整42年。倘若生命能够从头开始，我……会尽量避免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标不会改变。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与我的青年时代相比，我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同样炽烈，而且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