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报道:

7月11日，在本报发表《清史名教授被举报事件调查》3天后，成崇德联系记者，希望就报道里米辰峰对其提出的质疑进行回应。

“我有大事要办。像米这种低档次的人，跟他说什么呢？”12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里，成崇德丝毫不掩饰自己不屑的神情。

他要办的“大事”，便是清史纂修工程。这项工程由中央领导亲自批示，在2002年立项，2003年正式启动，国家财政拨款达数亿元。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的成员，来自14个部委。

尽管声名不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显赫，但低调的清史工程，规模远超前者，堪称中国目前最庞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作为主持这项工程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成崇德称自己“很忙”，不断地“忙着在外面开会、审稿”。

他原本不打算回应。米辰峰在网上贴出举报材料后，成崇德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现任所长黄兴涛的电话。“开玩笑，他举报我什么？”他对黄所长说。

当人大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打来电话，希望成崇德就此事“表态”时，“我告诉他，举报纯属无稽之谈，可笑！”成崇德提高音调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不过，第二天他还是通过新语丝网站“表了个态”，发表了三点声明。

“就是在这个办公室回复的，写得很急忙，但表达了我的想法。”他指着电脑说。成崇德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中关村苏州街繁华地段的神州数码大厦里。为了给清史编纂委员会提供一个办公场所，财政部出资买下了这座大厦里的上下8层楼。据悉，买楼的资金尚不包含在数亿元的工程拨款里。

本报报道举报事件后，中国人民大学希望历史学院说明情况，毕竟这涉及学校形象，也涉及清史工程这一国家项目。历史学院的院长和书记则希望成崇德“及时给媒体、学校和米辰峰一个答复”。

于是，成崇德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大事”，来回应“米的那些小儿科的问题”。

米辰峰质疑，1995年至1998年期间，成崇德既担任清史所所长，又在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属于“自封博士”。

对此成崇德解释道，在自己被正式任命为清史所所长的1994年，教育部曾发出通知，要求高校里的骨干教师提高学术水平，“在学历上也要上一个档次”，人大校内也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因此他选择了在本单位在职读博士，这样既不耽误清史所的工作，也可以跟着“所里国内一流的导师”。当年人大像他这样的在职读博士，成崇德表示，“至少有20到30个”。

米辰峰则无法接受成的解释。“所长和本单位普通教师完全不一样，作为最高行政领导，他在本单位享有特权。”他提醒记者，这是一个“常识”。

但成崇德对记者声明:“1995年我报考博士研究生时，整个招生考试录取过程严格遵循回避原则。当年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所有组织工作由副所长黄爱平教授主持，本人并未与闻其事。”他强调，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坐在教室里参加了考试。

对14年前的事，黄爱平表示“具体已记不清楚”，但她可以肯定，“当时学校规定是什么程序，就按什么程序走的”。

米辰峰接下来质疑的是，在选导师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成崇德，为何不选本单位的古代史博士生导师王思治教授和大名鼎鼎的戴逸教授，而选择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李文海教授。李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米辰峰怀疑，成所长看重的可能是李教授的校长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