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战线的延长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愈发突出，有东西运不上去。父亲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前线供应困难的电报，有时一天接到一大叠。有一些电报他印象很深。比如，有的部队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有的部队只能喝稀饭打仗。有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派人挖土豆充饥。

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二次战役，当时正处于朝鲜最寒冷的季节。此役我军歼敌3.6万人，自己伤亡3万余人，却有5.1万多人冻伤，失去战斗力。

彭德怀有次来电报，电文只有6个字：“饥无食，寒无衣。”父亲看了，心情沉重。那段时间，他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组织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制作炒面。到后来，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加入了制作炒面的行列。周恩来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很快集中了数千吨炒面运往前线。但是食用时间一长，部队普遍反映，炒面伴雪吃下去，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加之副食供应不上，很多人患夜盲症，仍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不断有各种消息传到后方，一般都是先汇总到总参这里，父亲再去抓落实。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买汽车，突击培训司机，增派工程兵修路，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入朝，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责成总后勤部改进服装装具，改善熟食供应……

父亲后来回忆道：“第5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秘书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事。这么个熬法，谁能受得了？

195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父亲晕倒在办公室里。秘书范济生把他搀到沙发上躺了一会。素来身体无恙的父亲没当一回事，躺了一会又爬起来，继续处理电文。可是他总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怎么也站不稳。他坚持到下班才请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诊断。经检查，傅连暲明确告诉父亲，他得了多种疾病，主要有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傅连暲要父亲立即住院治疗。父亲仍然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执意不肯，想继续坚持工作。最后，在傅连暲的再三坚持下，才达成了在家中绝对卧床治疗的方案。

父亲病倒了，最着急的是范济生。范济生说聂总整天连轴转，别说他是50多岁的人了，就是他们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给拖得受不了，真是疲倦不堪，有时走起路来，身体直摇晃。他还说，他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事。这么个熬法，谁能受得了？

当年跟随父亲打仗的部下都有个感觉，那就是他们聂总的身体一直不错，很少听说他生病，即便是在晋察冀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接连不断的反“扫荡”中，也没见他病倒。但是，这一次，他真的顶不住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坏了。尤其是心脏病，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不知有多少次，让他在死亡边缘上走过。

父亲病倒的那段时间，母亲正在莫斯科治疗她的老胃病，我仍然是住校，每星期在家住一天。这下可以好好地和父亲在一起了，我反而感到很高兴。虽说我已经22岁了，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依偎在慈祥的父亲身边。我和他说话，拉呱，不断有笑声响起。但是我发现，虽说傅连暲嘱咐绝对卧床，他却很难绝对做到。他躺在床上还要阅读大量文电，不断地接待来请示汇报的工作人员，口述意见。

记得小时候我在上海，听人家说共产党是蓝眼睛、红鼻子，杀人放火。这自然是胡说，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在回到父母身边很长一段后，仍然是懵懵懂懂。这时候，我终于能搞清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百姓而拼命工作的人，是那些光明磊落的人。

实实在在地说，我是从父亲身上，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等人身上，悟出这个道理的。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反动派的哪个将军为了工作，累倒在地？他们不可能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带领的这一批人能够这么快地打垮敌人，夺取江山，建立起新中国。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地长大了。

父亲卧床一个月后，觉得病情有所减轻，就急着要去上班。我把他送到大门口，望着他的车子在萧瑟的秋风中远去。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爸爸，你一定多保重啊……”

(摘编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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