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悦的北京市民点燃起庆祝胜利的鞭炮

2.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

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

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3.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穆青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呐，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严寄洲回忆:我听说后，心想，“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