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说到国民党军队，最集中是60军(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编者注)，是长春起义的部队，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军队，我们叫他们解放战士。他们很多不是东北人，甚至是南方人，刚才我说的“保家”概念恐怕站不住脚了，那就引出了第二个原因:国民党普通士兵那种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独裁、官僚资本、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的赤贫等严重社会不合理现象的痛恨，使得解放战争当中很多国军士兵开两枪就拖枪跑过来。他们也非常赞成一条口号，就是“打倒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虽然这些普通士兵有时候不识字，你上升到更高的理论他也也搞不明白，但这个世界没有人欺负人他搞得明白，一旦没有人欺负人的世界真正降临的话，我想对这些饱受欺压底层的农民子弟来讲，有多么大的感召力，不管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还是穿共产党的军装，作为农民子弟，他知道人人平等是什么概念，况且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百姓是怀着多么大的热情来迎接新政权的诞生啊，因为那些过去欺压你们的地主老财，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权贵们终于完蛋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建设初期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看到的，我想这种东西是理想的感召，这种感召不是我们大话能说出来的，是这些农民和下层的中国百姓子弟是看得到的。

还有一个，我们无论如何要纠正一个概念，国民党士兵阶层，士兵阶层也是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那个时候当兵只有一个目的:养家糊口，所以长官们如果把军饷贪污了，大家是要造反的，你三个月不发军饷很可能拖枪就走。解放战争当中，国民党士兵当中有一个顺口溜很著名，叫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句话流传很广，他知道共产党那个地方不克扣军饷，就算没有军饷他也愿意在那呆着，为什么？因为长官也没有特权。如果有一块白薯，连长很可能掰给你一半，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先进性和我们所说的“官兵平等”不是一句空话。这些因素凑集在一起，你刚才说的国民党士兵已经忘了自己过去是什么样的军装，他知道我为我们新中国而战。所以这样的凝聚力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他们可以前赴后继。但是我可能还有别的解释，现在正在探索，因为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主持人:您觉得朝鲜战争给当代的中国带来了哪些财富？

王树增:从抽象角度来讲，带来了很多精神财富，我常常在大学里或军校里跟我的青年朋友对话。我老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受了一个问题的刺激。在某大学当中，有的大学生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我要是邱少云的话，我转身就跑掉，肯定不会在这里趴着。”我说我不批评你年轻朋友的态度，但我说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可能就是邱少云。由此我想到，我们当今时代在精神层面确实有缺失。我想一个民族不崇尚英雄，不崇尚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这样一种精神，这个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主持人: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消息，三个男大学生猥亵抗日女英雄，好像是赵一曼的雕像，赵一曼捆在那里，他们做出不雅的动作。

王树增:我刚从东北回来，也在搜集抗联的史料，我对这些人是充满崇敬的，像那些抗联的士兵和干部们他们高高在上，他们的灵魂就在我头上飞翔着。我说他们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安宁地生活，他们是这样的理想。我们不能怪罪这些青年朋友，当然这些青年朋友是极个别的，我想让我们的青年朋友好好想想，或者有空的时候翻翻这本书，老在扪心自问一个问题，当我们民族和国家有难的时候，你将是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我特别说一点题外话的是，这次汶川地震，我们看出来了我们所谓80后也好、90后也好，他们在危难时刻，也表现出来一种献身的利他主义的光芒，我觉得他们精神深处是有民族英雄注意情节的，这点我毫不担心，但是我认为朝鲜战胜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我们还要珍视。

另外从当时来讲，很多人问我当时这场仗不应该打，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我说没有这场战争的结局，没有把他们摁在三八线的结局，新中国是否能保得住，很难说。这场战争带来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新生政权数十年和平，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目前朝鲜半岛因为朝鲜核试验局势紧张，您认为朝鲜会再次爆发战争吗？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时代走到了今天，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秩序的多元化，这种冷战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动辄就军事对峙的思维方式已经有所改变了，我认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军事完全可以，也希望利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我不希望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